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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自有源 　　作为中国本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宗教，道教以黄帝、老庄的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融会诸多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发展而成，其中，“道法自然”的养生原理为其亲近大众之举，而辩证的逻辑是其內涵。从春秋时期的方仙道，汉初的刘汉治国的无为而治，直至唐代道教的兴盛，清雅飘渺的道乐是其文化载体之一（唐代二十八调中就有“道调”），而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则是其思想支撑。郭沫若曾说过，“道家思想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也说“中国文化大树的根在道家”。由此可知，道教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思想，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道教音乐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所见的道教音乐历史和现状研究来看，较多的是现状调研，如：刘红《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蒲亨强的《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和《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孙凡的《全真正韵“阂谱”研究》、胡军的《“经忏丛林”的道乐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关于武汉长春观道教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当下思考》、金平的《中原民间道教音乐文化的保护、发展——以豫南民间道教音乐为例》、王璟《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赵恒的《仙乐清妙，道法自然——道教音乐文化之研究》、曾筱雅《青城仙乐记》等；道教音乐历史研究占的比例较少，如：胡军针对清版《九宫山志》音乐史料研究、蒲亨强与彭李玲的《从道教音乐探寻古代音乐奥秘的若干设想》、张一凡《黑龙江民族音乐与道教音乐的渊源及流变》、范琳琳《清水道教音乐的历史渊源与艺术价值研究》、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杨秦生《清水道教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研究》、童玉娇的《信阳民间道教音乐风格传承研究》、甘绍成《文昌洞经音乐与道释儒雅俗文化》；关于道教音乐形态及特征的研究，也占有一定比例，如：刘红《道内人与道外人的“现代”道乐观——基于道教音乐之概念与价值观念的讨论》、林琳与郝亚莉的《泰山碧霞祠道教音乐所用曲牌音乐结构研究》、李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向往”研究——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在综合研究领域，随着著作的不断推出，使其也占有一定份额，如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合著的《道教音乐》书稿；刘红《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甘绍成《20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回眸》、尼树仁的《道教音乐与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道乐实践也开始增多，在学术实践中，也有了道乐身影，如：1989年12月27-29日在香港举行“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2005年5月21、22日在广州第五届道教音乐汇演等。 　　从上述研究可见，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使得道教的研究多结合相关资料的剖析，如结合文学史所进行的思想传承的研究。如：在魏晋时期与玄学相结合，在隋唐时期又与佛教相结合，宋代开始有了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局面，元明清时代的“内丹学”逐渐使其影响深远，其形成、发展自有其动态的渐变过程，而其中始终蕴藏于内的是文人士大夫，尤其那些有才能的落魄文人在其中的推动是其发展的内在基础。 　　二、道教音乐的文化传统 　　从道教音乐遗存的情况看，它们多是明清时期的产物，因而使得道教音乐在明清学术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表现在哲学上，道教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思维法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而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佛教音乐文化，它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传播，也借助了老庄玄学，唐代兴起的佛教禅宗，其内在核心如宗旨方法，就是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从唐代开始，道教音乐是与佛教等宗教文化相伴发展的，在理论思辨方面逐渐追求精致内在的学术思想。在唐代萌芽、在宋明时期盛行的道教内丹心性论，也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更迭，尤其是不同民族统治中原的文化变衍，使得道教音乐中逐渐融入外族音乐、民间音乐，如《霓裳羽衣》就是融合西域传来的佛曲《婆罗门曲》而发展成的音清近雅的道乐，为后世传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道乐的研究总是与文化史的研究相伴随的，尤其在古代，而其发展也是与其它形式的文化融会统一，难以剥离开来的！如道教与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互相吸收渗透，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历史的渊源。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进行了认真的研读。他曾经说自己是“终朝读道书”，并且托名为“空同道士邹欣”给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其次，道教秉承道家思想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强调“无为而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清代外族统治中原文化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等皇帝也会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因此，道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就使得道教音乐在这时期得以成形并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