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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博物馆 　　摘要：托尼·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将文化机构都看作是塑造主体的机制场所。作为文化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博物馆，从诞生之日就发挥着规训主体和塑造主体的作用。其中，艺术博物馆以其藏品的艺术审美提升工人阶级的道德修养，使其成为“谨慎的主体”;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其智性作用参与对公民的塑造，使大众成为具有平等、自由和进步等理念的现代公民。 　　关键词：文化治理;公共博物馆;文化机构;塑造主体 　　中图分类号：g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126-03 　　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是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govenmentality）思想提出了“文化治理”（culturalgovernmentality）概念[1]。福柯认为国家政府职能在18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生重要转变，不再对被统治阶级进行赤裸裸的暴力压制，转为引导、规训和治理。换言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再需要驯服的、被动的臣民而需要具有现代素质的公民，即具有自由、民主、平等、进步和发展价值理念的民众。本尼特据此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即“利用随着‘现代’阶段产生的知识和专门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文化手段作用于塑造人类总体”[2]。在此理论视域下，公共博物馆作为发挥文化功能的重要文化机构，在组织文化、配置资源、规范公民的行为、塑造新型公民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公共博物馆被视为表现一系列知识与权力间特定关系的机制场所，是文化技术的主要成员，也是使知识、历史和艺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机构，它通过展览、陈列而塑造公众的文化气质，并由此实现对社会行为的控制。从本尼特“文化治理”角度研究公共博物馆，就意味着融合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理论知识对公共博物馆进行综合研究，这对发挥当代公共博物馆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博物馆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变 　　现代公共博物馆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和英国，其他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公共博物馆建设亦随之展开。本尼特指出，现代公共博物馆的前身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之间的那些被称之为“博物馆、珍品柜、工作室、神奇厅和艺术厅”的场所，是贵族或商人为了满足收藏或科学兴趣需要而设立的封闭私人空间，其功能是展现王室权力、贵族象征和商人身份等。其藏品主要有艺术品、珍奇古玩、科学兴趣物品等。要接近这种空间和藏品有着严格的限制，最极端的情况下是只有王族才可以欣赏它们。不过，这些私人空间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逐渐向公众（包含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开放了，其过程大致为，“在法国是在大革命期间猛烈和戏剧般地实现的，而在其他国家，更典型的是一部逐渐的、零碎的改革史的结果”[3]222。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先驱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了王室、贵族、教会暴政的收藏品，根据理性主义分类原则安排展览，把博物馆从专制权力的象征转变成教育公民、服务于国家集体利益的工具。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是在私人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捐赠的基础上于1753年成立，其馆藏经多方部署于1759年向公众免费开放。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美国的博物馆以及澳大利亚的博物馆等都经历了类似于英国博物馆的渐进开放过程。随着公共博物馆的涌现，它们在组织公众关系方面、内在组织方面以及与其他同源机构的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从与组织公众之间的关系看，之前公众被严格限制在博物馆之外，而现在公共博物馆则“修辞性地将公共（即公民）整合进博物馆本身展示的权力形式”[3]167。只要是公民，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公共博物馆都向他们免费而自由地开放。因为在这种新型文化机构中，“文化被组织成为具有治理能力的规划，是治理有实践用途的机制，它旨在改变民众道德和行为方式”[4]。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将公众纳入权力的共谋之中，使其觉得自己就是权力的主体，不是向他们展示权力或驯服其身体，而是让他们通过参观主动塑造自我并管理自我。这标志着国家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强制型向规训治理型的转化，而此时公共博物馆的功能则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教化和改造，以形成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道德、行为方式以及现代性文明理念。 　　其次，博物馆的内在组织也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期间依照物品的“独特性”“稀有性”和“唯一性”的项目而分类，目的在于方便当权者欣赏、把玩和炫耀，而在公共博物馆里，藏品则按照分类知识的原则，将物品作为“系列”和“序列”进行安排展览，目的在于引导、教化和塑造公民。福柯在《词与物》中表示，现代人是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而被构建出来的，本尼特承接福柯的观点认为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