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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中国之路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创新活动进入新的密集期，将给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世界进入了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创新全球化打破了以往以制造业全球化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活动方式，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不断突破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并形成全球一体的创新网络。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是科技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中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不仅是世界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策源地，而且是全球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先行者，对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具有显著的引导、组织和控制能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包含诸多要素，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核心依托，其中创新人才与关键技术是其形成的核心要素，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和政府是其发展的驱动要素，创新资本、基础设施、专业服务、创新文化等是环境要素。 　　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世界分工体系和创新格局不断调整和重构，为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追赶机遇。与创新式发展相匹配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移动，全球科创中心正呈现由欧美向亚太转移的趋势。立足本国，面向全球，我国如何把握机遇建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课题和艰巨使命。 　　从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其中，美国硅谷、英国剑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区依托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集成世界顶级研发资源，逐步形成以科技成果输出为主的发展模式;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则将一流的科创活动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动力，依托交通、信息、金融、人才等区位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在当地布局全球创新链和产业链，是较为典型的汇聚型发展模式;另有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慕尼黑、新加坡，立足完善的制造体系和优良的产业生态，高效率、高成功率地推进最新科技成果在当地实现产业化，打造成果转化型的“后向”发展模式。 　　从科技创新中心成长阶段来看，处于成长初期的科创中心大多属于政府驱动主导型，成熟期的科创中心多属于市场驱动主导型。例如，硅谷和波士顿早期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大学和政府，后期已进入市场驱动阶段，而一些传统经济中心城市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过程中，其初始动力也主要来自政府，如纽约和伦敦。很多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具备了全球科创中心的基本资源要素禀赋，但大多数并没有成为全球科创中心。这说明，资源要素的堆积并不是全球科创中心的充分条件。每一个成功的全球科创中心都有着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而其中一些共同因素是它们成功的必要条件，诸如，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与完善的保障支持系统，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源头作用，高水平的产学研协同区域创新生态，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企业并形成集聚效应，高度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等等。 　　科技创新中心的能级预示着所在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明确指出，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2016年，国务院出台《“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科技、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3大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最具创新活力的核心地区，都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科创中心建设规划与方案。日前，科技部印发《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提出：到2025年，布局建设若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支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构建全球科创中心的竞争中后发优势明显，面向未来，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地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涉及面广、关系全局的系统工程，需要谋划长远、合理布局、有序推进。 　　鉴于此，本期策划聚焦“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特别邀请专家围绕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要素、创新生态、发展方向、建设思路等方面探讨中国之路，既有理论的梳理总结，更有实践的考量建议，既有国际经验的归纳，又有未来发展的指向，敬请垂注！ 　　——《學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