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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恨歌主题的理解 白居易《长恨歌》作品这是写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帝王却保护不了 自己心爱的人，两人虽相爱却只能留下长长的遗恨。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 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 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 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 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 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 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 “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 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 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 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 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 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 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 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 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 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 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 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 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 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 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 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 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 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也很关心，比如 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 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 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 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 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 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 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 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 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 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 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 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 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 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 时的一个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