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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风险视角下农险保费补贴额度研究 　　【摘要】保费补贴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所以科学确定保费补贴额度对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比“政府救济”与“农业保险”两种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从政府财政收支的角度对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额度的测算方法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应以政府救济中的“灾害补偿”与“预防性预算的机会成本”之和为上限。同时设计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具体测算方法，对我国各省农业保险补贴额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险保费补贴额度总体偏低，且补贴结构不合理。为了充分发挥保费补贴效果，需要提高保费补贴额度并优化补贴结构。 　　【关键词】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府救济;补贴测算 　　【中图分类号】f840.66;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20）07-0131-06 　　一、引言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2008年到2018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从110.7亿元增长到572.65亿元，中央财政拨付的保费补贴从21.5亿元增长到199.34亿元，累计投入约1150亿元，历年来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总和更是占到保费总收入的80%以上。政府的财政补贴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推手[1]。 　　虽然在财政补贴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但近年来由于补贴比例的“一刀切”引发区域矛盾和不平衡以及全国范围内保险赔付金额远低于补贴金额等现象，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越来越引起业界和理论界的关注，部分学者和机构甚至认为“补贴让保险公司捡了大便宜”“农业保险利润高得都无法对外讲”。2016年6月29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揭露：湖南澧县某保险公司与基层乡镇政府串通，通过虚假投保、虚假理赔等方式，骗取财政补贴4000多万元。这一事件把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问题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那么，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额度应如何确定，不同区域的补贴比例应如何区别，以及保费补贴应达到怎样的效果，成为今后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基于“政府救济”与“农业保险”对比的视角，通过对比研究两种农业风险管理方式的费用情况，提出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测算方法，并基于该方法测算了我国各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上限、补贴应达到的效果以及补贴中用于保险机构经营费用的比例，以期为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以及对补贴的绩效评价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就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的文献大多侧重于对补贴必要性的理论研究。例如wrightetal.[2]、mishra[3]通过对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保险制度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市场只有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mirandaetal.[4]认为从大多数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的实践来看，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农业保险难以持续经营和发展。国内多位学者如刘京生[5]、冯文丽[6]、张跃华等[7]、庹国柱[1]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结论同样认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进行财政补贴。 　　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十几年来农业保险取得了长足发展，保费补贴政策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保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最优规模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此外，保费补贴额度的测算方法也没有统一，尤其从预算风险视角出发计算保费补贴额度的研究更少。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额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是财政预算风险为准确、科学计算和确定保险补贴额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宁宁[8]认为预算编制的真实性是預算管理的基本要求，预算的准确性是导致预算风险的重要因素。黄志华等[9]认为预算编制不合理是形成预算风险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预算目标不合理、预算编制不规范，最终导致农险保费补贴额度缺乏科学性与准确性。魏钢[10]认为，严重自然灾害的主要损失主体是政府，而政府财政涉灾预算的难点是其或有属性，因此自然灾害风险是政府财政预算刚性和平衡的天敌，预算刚性和平衡的丧失会严重影响财政管理，进一步可能引发财政、民生的矛盾，即导致财政预算风险。 　　二是从种植成本、保险需求、农户效用等角度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额度进行测算。刘布春等[11]认为在成本保险的情况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额度应等于补贴比例、保险费率、生产成本以及种植面积的乘积，因此在研究中利用农业生产成本、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宏观统计数据，结合当时试点地区的保险费率以及中央关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相关规定，对全国各省9种农作物种植业保险的保费补贴额度进行了测算。彭进[12]研究了农户和保险机构存在的农业保险“差价”，提出可以利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