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治结合”为视角重构乡村共同体.docxVIP

以“三治结合”为视角重构乡村共同体 　　摘要：乡村共同体是指在一定的乡村地域内生活的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相互合作、彼此信任的人類生活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衰落，乡村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三治结合”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现代治理理念，因此将建设“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契机，整合治理资源，统筹治理主体、创新治理方式，以多元治理为原点，辐射乡村合作经济、乡村公共服务、乡村公共精神、乡村文化等各个方面，以此来重构乡村共同体，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共同体;三治结合;治理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我国广大乡村在转型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做出的决策部署。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治理有效作为五大要求之一。“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源自于乡村自发的实践探索，后得到中央肯定，地方实践经验上升为国家治理方略，实现了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两次飞跃。“三治结合”体现了“多元主体”、“多元规范”、“多元资源”的现代治理理念，因此“三治结合”与乡村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内在联系，以调动多元主体为核心，同时辐射乡村合作经济、乡村公共服务、村民公共精神、乡村文化等各个方面，构建多元一体，统筹协调的新型乡村共同体。 　　二、相关文献研究 　　乡村共同体一般指的是居住在一定乡村范围内的人们，在生活和生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生活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代表着共同体理论研究的衍生和分化，区别于城市社区共同体，传统村落可以看做原始的、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关于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以乡村社会的变迁为视角，杨瑞玲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共同体在不同时期的“脱嵌”现象，从中阐释了乡村变迁机制和乡村新型共同体的再造[1]。郭胜莉等认为乡村共同体的衰落导致传统自治要素的破坏，提出通过平等的公民权重构地方自治共同体[2]。从已有文献来看，以市场化改革为一个时间节点，传统乡村共同体的逐渐衰落成为学界共识，对于如何重建乡村共同体，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田海燕认为中国乡村共同体化须以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公共精神的培养为条件[3]。王芳和邓玲以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视角，提出从社区治理、生态文明、社区组织和文化、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业现代化五个方面来重构乡村共同体[4]。范和生和唐慧敏提出通过科学化的治理、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以及建设农村文化生态等途径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共同体[5]。王露璐认为将乡村经济、人际关系和社区文化进行有效整合，来构建有机团结的乡村伦理共同体[6]。刘祖云认为重构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应以多元合作为模式来构建[7]。总体看来关于乡村共同体的研究还不充分，观点较为一致的是都认为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已经或正在萎缩，而应该通过何种方式重构新型乡村共同体，还需进一步探索。 　　三、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构建的困境分析 　　（一）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主体缺失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必然无法置身事外，当前我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诸多困境。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人际关系的“功利化”以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转变等等，这些既是乡村衰落的表现也是乡村衰落的原因。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乡村人口的外流导致乡村建设的主体缺失。2018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从年龄构成来看，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8]。虽然从总体趋势上来看，乡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总人数依然十分庞大，而且还在逐年增加，更需关注的是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已经达到了总人数的一半，这些数据再次说明了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仍然严峻，大量的年轻人在涌向城市的同时，也带走了乡村的活力与发展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人力资源的支持，但是目前乡村的发展不充分，无法满足农村青年人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去城市打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工大潮已经经历了两代甚至三代更迭，一代又一代的乡村人口离开家乡外出谋生，被遗落的乡村则难以获得发展。 　　（二）乡村共同生活意义匮乏 　　乡村是区别于城市的人类生活区域的称谓，乡村不仅有农业生产等经济意义，更蕴含了社会、文化意义，涵盖的范围更广，是“具有血缘关系、互助关系，并形成了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9]。因此乡村的意义在于人类情感的寄托，是安放心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