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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土地流转良机 加快进军乡村信贷市场 邮储银行作为国内第五大银行，成立之初的的定位就是“根植城乡、服务大众、立足三农”的零售商业银行，这决定了邮储银行必须同时兼顾城市和乡村市场； 这也就决定了邮储银行不能只重视在城市的发展，而必须同时立足于三农，立足于乡村市场。只有如此，邮储银行的发展，才能好像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基础深厚。 而进军乡村市场， 首当其冲就得面对信用联社。 信用联社在乡村市场耕作多年，对乡村市和优质客户如数家珍， 双方关系也相当和睦，没有先发优势的邮储银行很难与之竞争。 以小额贷款为例， 农信社对辖内客户有足够的认识， 也有常设机构进行评估和贷后检查， 因此能够提供更灵活多样的担保方式和差别化的优惠利率。 换句话说，信用联社在乡村基层市场的财产业务上，能够在进行市场检查的基础上，对客户群进行细分，进而实现其“差别化”竞争战略。相对而言，邮储银行在这方面要相对薄弱一些， 因此财产业务创办之初， 乡村市场的好多客户，都是信用联社评级比较靠后的用户， 也给后期的贷款还款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逾期压力和催收负担。 如果坚持过去的发展思路和目光， 就不得不面对高投入低产出的现状；如果忽略乡村金融市场，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信用联社“坐大” ，同时违背邮储银行根植城乡、立足三农的定位和初衷。那么，要怎样改变这种骑虎难下的场面，找到一条适宜邮储银行的发展之路？ 答案就在中国乡村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变革 ----土地流转中。 一、土地流转的理论可行性剖析 （一）粮食安全 过去的土地理论认为， 土地国有家庭承包是最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的土地政策。因为在给定土地上，农民要追求更高利润，就必定不断追加对土地的劳动投入，这带来了在给定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最大化，即，劳动者会把尽可能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给定土地上，以期获得最大的产量，这种行为，就发挥出了最大的土地生产效率。 自然，在给定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抵达一定量之后， 追加的劳动投 入会利润递减，这个量就是临界点，这个点，应当由农民根据投入 / 利润比来调节，而在市场经济下，这也已经成为了现实。在长久“剪刀差”的影响下，大部分青年农民都进城打工，不种田了，就是根据这个投入 /利润比测算之后，他认为不合算，就不种了，这造成了土地闲置，土地生产效率真接降到了 0。 所以，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给定条件下（土地不可自由流转，农民不能够走开土地等），能够发挥出最高的土地生产效率，进而很好的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作为劳动者， 能够自由的在务农和务工之间选择，他们追求的， 就不再是最高的土地生产效率，而是最高 的劳动利润，他们会自行测算在各样行业之间的投入 /利润比，进而自行选择职业（同时，这种流动也会造成在劳动力在各个行业之间的选择的平衡）。 这就造成了人为压低农作物价钱的情况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再种田， 而留守乡村的老年人劳动能力又有限， 最终造成 大量农田抛荒、闲置。这反过头来降低了土地的生产效率，威胁到了 中国的粮食安全。 能够说，传统土地理论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 已不再适合现今的 经济社会现实，已经阻挡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危害了中国的粮食安 全，已经从理论上落伍，实践中不可行。 （二）粮食增长（即土地生产效率的增长）是怎样实现的 土地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产量的提高，劳动力的劳动投入，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土壤环境、种子、气候、化肥、农药等都是重要 因素。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了“水桶理论”，不断提高其中的“短板”， 才会带来农产品产量的不断提升。 以种子为例，  1958  年全国年平均亩产最高在  400 公斤左右；而 到了 2000 年，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第一期亩产在 700 公斤左右。而 近年来，南方普通田户的水稻亩产量，平常年份都能随便打破 650 公斤，对照 1958 年和 2010 年的劳动者在水稻田里的劳动投入，不只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由于除草剂、复合肥、抛秧技术的使用，劳动者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起码在 50% 以上（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上来看）；而实际产量上涨了近一倍（以实际产量计）。可见，追求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 并非只有提高劳动者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一个办法，而是应当不断提高“水桶”中的其他短板的高度。 因此，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就要保证总产量， 要保证总产量，就要保证单位亩产量和耕作面积。 而现在条件下的亩产量和耕作面积的提高，往往取决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二、土地流转的现状 2010 年俄罗斯发生大火灾，致使国际市场担忧小麦减产， 2 月 后小麦期货价钱翻番； 而之后代界主要小麦主产区均因自然灾害而宣 布减少或拒绝小麦出口。 我国的粮食安全， 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依赖 外购解决。因此，要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保证耕作面积，同时 提高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