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5·22”城市洪涝成因及对策.pdfVIP

⼴州“5·22”城市洪涝成因及对策 ⼴州市是粤港澳⼤湾区的核⼼城市之⼀。近年来⼴州强降⾬引发的洪涝灾害频发，强度不断增⼤，带来 不可估量的⽣命和财产损失。其中，2020年“5·22”特⼤暴⾬，全市内共443处积⽔，多地出现⽔淹，增城 ⼴汽本⽥⽣产基地被淹、⼴州地铁增城官湖地铁站、新沙地铁站严重侵⽔导致地铁13号线停运，全市死 亡4⼈。暴⾬洪涝灾害已经成为影响⼴州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结 合⼴州城市洪涝历史资料分析和“5·22”特⼤暴⾬灾害调查分析，对⼴州城市暴⾬洪涝成因进⾏了分析， 并提出防治对策。 ⼴州城市洪涝成因分析 近年来，⼴州“逢⾬必涝”“城区看海”的现象不断上演，主要表现为暴⾬强度⼤，外江洪⽔位⾼，城市地 ⾯⾬⽔不能及时排出产⽣的内涝和城市河涌⾏洪能⼒不⾜导致的河⽔漫溢淹城。城市洪涝是个“系统性疾 病” ，洪涝致灾因素复杂，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的结果。对⼴州⽽⾔，外因主要是极端强降⾬、外江潮 ⽔顶托倒灌，内因主要是城市⽔⽂效应、排⽔系统标准偏低、城市河道⾏洪排涝功能不⾜和防洪排涝⼯ 程管理不善等。 1.短历时⾼降⾬频发 ⼴州地处亚热带海洋季风⽓候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州降⾬具有强度⼤、时间集中且发⽣频率⾼ 的特点。城市化引发的“热岛效应”和“⾬岛”效应也会导致城市突发性短历时强降⾬更加频繁、强度更 ⼤。据资料统计，⼴州近10年平均年降⽔量多达2193.8mm ，约为北京的3.75倍、上海的2倍。⽽且，年 降⽔量和⾬强均呈增多趋势，近百年⾬量增加速度为32.2mm/10年。 2020年的“5·22”特⼤暴⾬具有强度⼤、范围⼴和⾯⾬量⼤的特点，⼩时⾬强⽆论强度还是范围，均超历 史纪录，42个站点⼩时⾬强超80mm。其中黄埔区珠江街录得全市最⼤⼩时⾬量167.8mm，超百年⼀遇， 3⼩时最⼤降⽔量288.5mm ，破黄埔区历史极值，均超过了⼴州市现状河涌排涝能⼒和城市排⽔管⽹排⽔ 能⼒。 ▲近100年来⼴州市⾬情变化 2.城市⾼强度⾼密度开发 ⼴州是⾼度城市化城市，城市化率达86.38%。城市化快速扩张过程中，原有的农⽥、绿地等透⽔能⼒强 的地⾯被不透⽔的“硬底化”⽔泥地⾯所取代，⾬⽔的下渗量和截流量下降，径流峰值增加。同时“硬底 化”使得地⾯粗糙度降低，暴⾬汇流的速度加快，汇流时间缩短⽽径流峰值提前，径流峰型趋“尖瘦”形 化。相关研究表明，⼴州城市化建设使得地⾯径流系数由0.3~0.5增⼤到0.6~0.9 ，增⼤了近1倍。相关研 究指出城市化使⼴东“龙⾈⽔”径流峰值出现时间提前了1~2⼩时。 同时，城市化建设引起城市⾃然调蓄能⼒的下降。城市化以前城市内存在不少的农⽥、池塘、河道、湖 泊等“天然调蓄池” ，具有减缓城市内涝的功能。城市化之后，这些天然的调蓄池被填平、占⽤，加剧了 城市的防涝压⼒。以⼴州市天河区猎德涌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河涌两岸基本为农⽥，随着城市化 建设的发展，到2009年河涌两岸已基本被建成区覆盖。猎德涌流域调蓄容量由83万 m 3 减为8万 m 3 ， 20年⼀遇洪峰流量从103 m 3 /s增⼤到157 m 3 /s。 另外，观念限制，过去城市规划建设未充分考虑防洪排涝要求。如道路建设切断⼏⼗公⾥⾃然状态的天 然排⽔路线，改变汇⽔格局，道路两侧仅仅依靠涵洞连通，排⽔由“线”变“点” ，极⼤增加上游排涝压 ⼒。城市规划和重要项⽬⽅案未深⼊论证洪涝安全，有些重要项⽬选址就在城市低洼区等洪涝灾害⾼风 险区。如位于南岗河流域的黄浦区开源⼤道隧 道，“5·22”特⼤暴⾬期间积⽔严重，2⼈溺亡。究其原因，从洪涝安全的⾓度，地势低洼区交通应采⽤⾼ 架桥⽅案，采⽤隧道⽅案则变成了低洼地的“锅底” ，⼤暴⾬汇流或附近河⽔漫溢，⽔迅速往低处流，极 易造成⼈员伤亡。 3.城市排⽔标准偏低 据资料统计，⼴州新城区排⽔管⽹按“3年⼀遇”排涝标准设计，⽽⽼城区83%左右排⽔管⽹为“1年⼀遇” 的排涝标准，仅9%达到“2年⼀遇”的标准。随着城市继续扩张，原本偏低的城区排⽔系统的排涝能⼒将 进⼀步下降。另外，城市建设截断排⽔管⽹，破坏排⽔系统，⽼城区排⽔系统⽼化失修，淤积堵塞严 重，都进⼀步降低排⽔能⼒。⾯对倾盆⼤⾬，城市排⽔系统“⼩马拉⼤车” ，⼒不从⼼。 4.城市河道⾏洪排涝能⼒不⾜ ⼴州城市河道可分为防洪河道（以防洪为主）、排涝河道（以城市排涝任务为主）和防洪排涝河道（兼 具防洪和排涝任务，如增城新塘镇官湖河和埔安河流域，上游为⼭区，受⼭洪影响，下游为城市建成 区，承担市区排涝任务）。根据《⼴州市防洪（潮）排涝规划（2010—2020）》，⼴州市城区及建制镇 排涝标准采⽤20年⼀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