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确认判决制度的立法思考.pdfVIP

一、问题的提出 民事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原告诉请被告赔偿违约损失或继续履行合同， 法院经过审理，最后判决认定该合同无效。在该认定的基础上，法院对该合同已履行部分通 常选择下列三种方式之一处理：其一，法院依职权直接判决原、被告就合同已履行部分所获 得的利益相互返还，或者直接判决由被告或原告或者双方承担缔约责任；其二，法院依职权 直接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已履行部分所获得的利益或者向原告承担缔约责任，而对于原 告应向被告所承担的返还责任或缔约责任，则通常告知被告另案起诉；其三，法院在作出终 局判决之前，将其认定合同无效的结论告知当事人，给予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机会，并根据 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对于上述种种处理方式 （为论述方便，本文分别将其称为“方 式之一”、“方式之二”、“方式之三”），如果稍加分析，将不难发现其中的理论误区和逻辑错 误。 就上述“方式之一”和“方式之二”而言，其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在同一诉讼程 序中法院依职权实行了公平保护，后者则基于被告未反诉而法院只依职权保护原告一方。两 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法院都是在终局判决中才确认合同无效的，而且都是依职权直接判决当 事人返还履行合同所得利益或者承担缔约责任。对此，至少存在两个理论和法律实施上的错 误：首先，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意味着原告原来的诉讼请求不可能成立，如果法院因合同无 效而依职权直接判决当事人彼此承担返还责任或者承担缔约责任，意味着法院替原告变更了 诉讼请求 （“方式之一”还替被告提出了反诉），而这恰是违反“诉审分立”原理的 “审者兼 诉”的行为；其次，当法院兼作 “诉者”的角色时，势必肩负举证的担子——法院应当为双 方当事人彼此返还履行合同所得利益或缔约责任的归属承担举证责任，但这违反了民事诉讼 举证责任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原则。 当然，避开前述错误也是可能的，即“方式之三”所为——法院在终局判决之前， 告知当事人合同无效的事实，给予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机会。然而，疑问同样存在：第一， 法院在终局判决之前将合同无效的认定告知当事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如果该行为不属于判决， 法院就不应当实施该 “告知”行为，因为法院在判决之前不能对案件的实体争议发表结论性 的言论；如果该行为就是判决，其不仅于法无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无此规定，而且对判决 也不能采用“告知”方式送达。第二，法院在终局判决之前认定合同无效，是对案件事实的 认定，还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裁决？如果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我国民事诉讼法，法院 先行认定合同无效的行为就不能视为判决；如果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裁决，法院的该行为 就是判决，但其原则上应当以当事人提出了相关的确认之诉为前提——遗憾的是，审判实践 中几乎都是法院的职权行为所致。第三，法院向当事人告知合同无效从而允许原告变更诉讼 请求的行为具有何种效力？当事人能否对这种“告知”表示不服？原告能否不理睬该“告知” 而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倘若原告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如何作出终局判决？ 无庸置疑，“方式之三”比之于 “方式之一”和“方式之二”更接近于合理，但这种 提前 “告知”合同无效的行为基于前述疑问而仍然无法理倾诉讼的逻辑链条，而且，其运用 所产生的结局阻碍着诉讼效益的提高和公平保护的实现。其一，从理论上讲，法院在针对主 诉 （即原告在起诉时所提出的给付之诉）的庭审结束之前，不可以实施这种告知行为。而只 能在针对主诉的庭审结束时或结束后才能宣布合同无效的认定结论。倘若如此，其后原告变 更诉讼请求就势必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基于新的诉讼请求而进行新的诉讼活动；二是针对原 告原诉讼请求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大多已没有实际意义。其结果必造成诉讼的成本加大，诉讼 的周期延长。其二，由于这种告知行为的定性不清、效力不明，因而无法使原告明白从法律 意义上变更诉讼请求的必然性，其结果可能是原告基于不同意法院对合同无效的认定而拒绝 变更诉讼请求。在此情形下，原告提起的给付之诉案件最终似乎只能以认定合同无效的确认 判决结案，余下的返还纠纷或缔约纠纷则有待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另案起诉。然而，另案起 诉的代价是使一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呈现出机制性的低效益状态，即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所生纠 纷的诉讼次数增加而成倍增大诉讼成本。 上述分析旨在说明，对于给付之诉的合同纠纷案件在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法院就已 履行部分的返还或承担缔约责任的现行做法不尽合理。对此不可简单地归责于法官的审判技 术，事实上这是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欠缺所致，属于民事诉讼机制性的弊端。必须指出的是， 该弊端并不仅仅表现在给付之诉的合同纠纷案件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