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吗？-中国经济论文.docxVIP

PAGE2 / NUMPAGES2 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吗？-中国经济论文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在地域范围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辐射了亚洲、中东欧及北非的广袤区域;在合作领域上，涉及制造、能源、采矿、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等多个行业，充分展现了该倡议指导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勠力同心，共同构建经济新秩序的卓越成果。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流量在2023年达到153.4亿美元，占该年度中国对全球投资额的7.82%;2023年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OFDI流量的12.7%。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但庞大的人口数据同样也不容忽视，其人均收入相较世界平均水平，仍处在一个较低层次。这意味着庞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是中国投资者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但同时，这些国家动荡的政治局势、滞后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差甚远的文化环境，都给中国投资者带来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恰当的投资决策，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对中国优化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众多学者对影响中国OFDI在东道国分布的因素展开探索。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距离、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如：何本芳和张翔[ 1 ]研究发现，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地理距离对OFDI有显著影响;蒋冠宏和蒋殿春[ 2 ]认为，市场和资源是中国OFDI的主要动机;Kolstad和Wiig[ 3 ]则认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会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但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及多边合作的深入开展，制度因素越来越成为投资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点，相关研究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制度方面，包括属于正式制度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距离。在借鉴诸多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估计，并结合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重点研究以下问题：（1）全面考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重点分析经济制度的相关作用。（2）在投资的不同阶段，进一步探讨经济制度分别对中国OFDI产生怎样的影响。（3）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将研究对象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两大类，具体分析经济制度在中国对这两类国家OFDI中的辩证作用。考察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对改善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因地制宜进行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促进多边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二、文献回顾  　　关于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少学者就此展开研究，但仍存在不少分歧，主要形成了三类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吸引OFDI的流入;反之，如果一国制度质量较差，如腐败现象严重、存在权力寻租行为以及产权制度不完善，都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活动[ 4 ]。孟醒和董有德[ 5 ]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选择制度良好、环境稳定的国家，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越来越为中国投资者所重视。祁春凌和邹超[ 6 ]研究发现，中国OFDI会规避“弱效制度”，寻求“强效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OFDI会倾向于拥有良好经济和法治制度的国家，且其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程度越高，中国OFDI规模越大。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截然相反，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反而会对投资产生阻碍。Buckley等[ 7 ]主张一国政治越腐败，吸引的OFDI规模越大。Kolstand和Wiig（2023）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田原和李建军[ 8 ]以“一带一路”沿线的45国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且经济制度质量和法律制度质量对OFDI的影响均显著为负。第三种观点认为，同一个制度变量在不同的经济体和不同时期对投资产生的影响都有差别，制度因素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投资目标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邓明[ 9 ]通过10年间中国对7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良好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会促进OFDI的吸收，而当投资目标转变为发达国家时，这两项制度却不再拥有同样的影响。王恕立和向姣姣[ 10 ]基于双重约束视角，从母国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两方面来考察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发现在投资选择阶段，OFDI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而在投资规模阶段，OFDI则倾向制度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