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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明：我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 陈继明:我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 本报记者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2月03日 11 版) 《陈万水名单》，陈继明著，阳光出版社出版，29.80元 《和尚》，陈继明著，重庆出版社出版，29.80元 我的小说里如果有诗意、温情和浪漫，可能与我的文学导师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福克纳、赫拉巴尔、库切等作家有关，我总是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的语言。 十年前采访陈继明时，他是“宁夏三棵树”之一，是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十年之后再访，自称为“边缘人”的陈继明已经喜欢上了在珠海并无优越感的状态。 他说，这可能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好像压根没有写作这回事。但是，“有一个傻瓜在写作，”陈继明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三棵树”之一的陈继明“移植”到珠海后，他的写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陈继明说，十年，对他来说是极大考验。他曾经有过放弃写作的念头，但是好在都挺过来了。在珠海的十年，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和写作的关系更加本真。 读书报:能谈谈“三棵树”的来历么, 陈继明:写作让我没去经商、没去做官，写作始终把我摁在书桌旁，这其实是一件相当惊险的事情，貌似自然，其实惊险，所以我要衷心地感谢写作，尤其是在宁夏的写作。在宁夏，和石舒清、金殴三人赢得了“宁夏三棵树”的美誉。这个名称是敬泽先生发明的，他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叫《两棵树，在远方》，是谈我和石舒清的，后来加上金殴，就成了“三棵树”。非常感谢李敬泽，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们，随后又热情洋溢地写文章推介我们，还起了“三棵树”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读书报:2006年您从宁夏到了珠海，若以此为分界线，到珠海之后的写作风格是否发生了变化, 陈继明:空间会带来变化，时间也会带来变化。作家自己在成长，文字也会跟着成长。另外，我本人也需要变化，如果我必需始终写“邮票大的地方”，我就不写作。我对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没有预期。另外，人们之所以认为我现在的写作和过去不同，是因为，我过去的写作只被外界看到了狭窄的一部分。“三棵树”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描述。我们的写作，在相当程度上，被描述了。外界会故意忽略另外的一些作品。其实，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有相当的个人性，个人主义的兴起是现代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就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并以此为最根本的写作信念。在写作中，任何大于个人的东西，我都警惕。时代，乡土，先锋，在写作中，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大于个人。我反感明显的外在的先锋模样。 我不喜欢《尤里西斯》和《变形记》。卡夫卡的小说，我更喜欢《乡间的婚礼筹备》《在流放地》这样的篇什，这类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外表平和，气质先锋，人物不失真，人物是叙事的旨归。这也是我的写作理想，只可惜我做得没那么好。 读书报:您的语言很有诗意，是否之前写过诗歌,如果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为何由诗歌转向小说, 陈继明:上大学的时候，满校园都是诗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曾经创办过油印诗刊，后来被强迫停刊，有半夜转移油印机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因为相信自己缺乏写诗的才华，转向写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其实才渐渐懂得了诗。诗，是更内在的一种品质。真正的诗是看不见的。写小说，其实也在写诗。只不过，那是一种更加隐蔽和曲折，无法目睹的过程。小说在文体上距离诗越远越好，但在内里，可能殊途同归。现在我偶尔也会写写诗，但很少发表，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的，不知能不能做到。 读书报:2011年，中篇小说《北京和尚》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多家选刊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作品重提信仰的力量，也能看出您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愿意谈谈这一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吗,它在您的写作中是否有格外的意义, 陈继明:《北京和尚》，可能是我走向中年写作的一个标志。中年写作，非分之想少了，写作气质可能更沉静，更宽阔，更持久。这种气质，应该会转化为文字的气质。《北京和尚》其实在写一个和尚的不安。没信仰怎么都可以，一旦有了信仰，则可能事事难安。这个和尚的出和入，在佛门内外的再三摇摆，有史无前例的时代意义。而和尚的身份，以及涉及佛教的内容，都出自“写实的需要”。我对佛教一知半解，这个小说发表后，很多佛学界的朋友找我谈佛学，我总是赶紧申明，我不懂佛学，真的不懂。 读书报:我也喜欢《芳邻》中的灰宝、《圣地》中的小羽等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离我不远，那么亲近、真实，似乎触手可及。作品很短，却一波三折，尤其《圣地》悬念丛生。您的素材来自哪里,在写作之前，已经设置好故事的脉络和走向,还是顺其自然, 陈继明:灰宝是一个真人，名字都没变，几乎没有虚构。这个时代，真有这样一个人，拒绝成为富人，旁观人们的忙碌，他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