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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资本的人格化经营 宋冬林 金成晓 (吉林大学商学院) 一、引 言 按照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产权清晰是指产权的边界必须是界定清楚的，必须有具体的人格化代表和产权运动的承担者，这样的产权才可以成为可交易的产权，才能实现其资源配置的功能。产权界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行为主体财产权利的界定;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体财产责任的界定，二者缺一不可。那么，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是界定清晰了呢,从法律意义上说，《宪法》及相关法规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均有明确的规定，它是清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意义不大的原因)但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国有产权的边界太容易受到寻租行为的侵犯，监督的成本过高，以致即使某些人侵占了国有资产也不会受到严励的惩罚。因此，我们说，国有产权需要在经济学意义上进一步明晰化。这就引出了产权清晰的更进一层的涵义:法律上界定清楚的权利和责任必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通过具体的产权结构得到履行和保障，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权清晰”。由于这种履行和保障行为是由具体的经济行为人实现的，若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具体化和人格化，就无法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由于这种履行和保障行为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若成本过高，则这种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建立一个成本低、效率高，能够切实有效地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产权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出资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行政干预(经营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过度负债(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负盈不负亏(经营者的责任不明确)等等。这不是因为国有企业出资人(国家)和经营者(厂长、经理)的权利和责任在文字上没有说清楚，而是因为这种即使说得很清楚的权利和责任在实际履行时由于监督成本过高而无法得到履行和保障。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等产权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表面上看是由于建立了激励机制，使企业职工有了生产积极性，而实质上是由于产权结构的调整，使经营者的目标与国有资本增值的目标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近，从而极大地减少了监督成本。所以，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产权结构的调整，依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新塑造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使企业的权、责、利有机地统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就是国有资本的人格化塑造的过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三大特征:企业法人财产制度、企业财产信托经营制度、企业经营有限责任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都需要具体的经济行为人来进行，并且只有当具体的经济行为人的利益与国有资本增值的利益相一致时，经济行为人才会站在国有资本的立场上进行资本营运。而此时，这个具体的经济行为人实际上就变成了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 本文试图从分析出资人与经营者的产权关系、出资人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等一般理论问题出发，探讨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如何实施资本人格化经营的基本思路，并对具体的实施途径作出进一步的研究。 二、资本人格化经营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构造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要落实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观点。企业法人财产权是指企业出资人的资本权益和借贷形成的企业法人的全部财产权利，它包括两项根本的内容:完整、自主地支配全部财产的权利和完全独立的自主借贷权利。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如果落实完整意义上的法人财产权就会经常导致侵犯出资人权益的现象: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如果不完全落实，则由于政府(出资人)经常存在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而难以使国有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法人实体。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要界定出资人和经营者的各自权限，使出资人与经营者不得互相侵犯各自的权利。仍然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经营者主体，然后才能够谈界定二者权利的问题。具体来说，需要顺次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出资人主体是谁，即由谁来行使出资人的权利，由谁来执行出资人的具体职能;第二，出资人如何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经营者;第三，如何构建出资人与经营者的产权结构以使监督成本最低。 由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它的出资人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因而出资人的权利最终属于全体人民。据此，我们认为，在具体操作上，应设立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有资本管理的专门机构——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管委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由管委会制定管理国有资本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规范，并委托国务院下属的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局)按法律规范的要求具体执行。管委会保留最终审批权。 在确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人选问题上，应由国资局出面按法律规范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组成混合专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