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选题特征研究.docx

? ?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选题特征研究 ? ? 张奇 郭毅 【Summary】《大中华文库》是国家对外出版工程，也是我国国际传播领域重要的出版实践。以丛书所展示的古代中国风貌为观照对象，对其选题进行文本细读并重新分类，能够有效分析选题策划者的动机，也可以分析选题在创建中国古代形象时的特征，从而为未来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参考。 【Key】《大中华文库》 选题 国家形象 从1994年7月进行项目论证，到1996年3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出版，《大中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国家出版工程，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职责。《文库》的启动，在笔者看来，至少完成了三项使命：其一，向国外宣介中国的古代文化，进而形成文化对话，特别是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对话;其二，体现了出版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引进与输出存在长期逆差而进行的一次主动求变;其三，力图向世界准确展示古代中国的面貌，使国外读者追溯历史，进而理解今天的中国。 纵观包括《文库》总策划人杨牧之先生等诸多出版管理者、参与者及研究者的言论及文章，可以发现：首先，《文库》对已有的一些国外译本进行“拨乱反正”，期望消除由于诸多因素诸多因素主要包含三点：（1）因选译而造成典籍整体面貌的缺失;（2）因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够精准，外国翻译者不能准确传情达意;（3）某些外国翻译者刻意迎合国外读者的阅读趣味，翻译时歪曲中国原典。而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讹传;其次，《文库》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实际操作的确如此，由于国家的重视、相关部门的支持，译者大多为一时之选，在选题方面，《文库》编者也十分重视选题的遴选和审定，诚如《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9日之报道，“在浩若沧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经专家学者和专业出版人士的再三讨论和审定”。一句话虽短，分量却异常沉重，因为选题关系到介绍怎样的古代中国给世界的宏大命题。 在既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围绕以下几类角度集中探讨：其一，《文库》底本的选择及翻译得失研究;其二，作为跨文化传播内容的《文库》在外国实现的传播效果研究;其三，以《文库》某一类（或某一种）图书为例，研究其出版史意义。但是，几乎没有学者从选题角度进行研究，这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白。通过对已出版的图书进行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奥秘”。 有学者指出，《文库》基于“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来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通过组织中国的学者和专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翻译，向国外系统传播中国文化体系参见许多、许钧：《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此为洞见。据媒体报道，《文库》选取了《周易》《老子》《论语》《孟子》等21种思想学术类经典，《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等10种历史类经典，《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西厢记》《红楼梦》等55种文学类经典，《黄帝内经》《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15种科技类经典，《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9种军事类经典，共计110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古籍陈香：《〈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110种即将出齐》，《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23日。。很明显，按照思想学术、历史、文学、科技、军事来划分，细致而全面，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分类方法无法反映选题策划者的思考动机，只有结合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作为一个观念，在美国被正式提出。学者在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领域都有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方法涉及诸如传播效果的量化分析、阐释性的经验分析和文化批评等。本文使用的“国家形象”，主要指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内容和效果，具体而言，即传者发出了何种信息，受者接收何种信息并形成何种认知。建构中的主观传播意图，我们才有可能管窥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良好的国家形象就象征着更高的可信度、更强的接纳性以及更广阔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现代传播》2019年第6期。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国家形象的建构包含传者的主观意图与受者的“他者”效果，本文则以传者意图研究为主。 一、基于文本细读的《文库》选题再分类 中国古代典籍博大精深，划分标准庞杂，但通过对外译110种中国古代典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对此套图书中的精神内核做出更准确的描述。制表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中国古代典籍主旨并非单一而直接，上述分类存在着畛域不清之处，而任何事物的划分标准也绝无固定之法，因此，笔者根据文本细读得出的分类并无绝对之意。 通过这样的再划分，我们将命题确定为“向世界传播怎样的古代中国”，从而有效传达选题策划者的意图——回应世界的关切，将古代中国的面貌全面展示出来。 “在给定的国际关系中……客体并非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