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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 ? ? ? ? ? ? ? ? ? ? ? ? ? ? ? ? ? ? 在以个人为主体的流动方式中，家庭多处于分离的状态，少数家庭成员先行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其他家庭成员则留守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中的先行者逐步在城市站稳脚跟，为了维系家庭的稳定，或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抑或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其他家庭成员开始追随先行者向城市流动。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日益突出。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迁入纯外户的流动人口比例从7.44%上升到46.06%，提高了约5倍（段成荣等，2008）。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每年增加约100万人。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就开始关注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马侠，1990）。在国家层面的分析，顾朝林等（1999）、段成荣等（2008）总结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基本趋势；周皓（2004）、余宪忠（2004）则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家庭化迁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对区域人口流动状况的研究，也同样印证了上述观点。翟振武等（2007）、侯佳伟（2009）分别对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进行了分析，发现人口流动已呈现明显的家庭化趋势。另一部分研究关注我国人口流动家庭化迁居的特征。唐震、张玉洁（2009）认为流动家庭的特征主要有：农村的家族观念十分浓厚；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负担越重，小家庭越倾向于举家外出。周皓（2004）、袁霓（2008）认为较大的家庭户规模、家庭中老年人与子女数的增加可能会增加迁移成本，阻碍举家迁移。杨云彦、石智雷（2012）则认为，家庭拥有的资源和禀赋会提高家庭成员回流的可能性。 在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也对携眷迁移有影响。一些研究认为家庭化迁居中的“先行者”一般为男性青壮年以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当家人”为女性的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当家人”在外流动的时间也对“举家迁移”起正向作用（侯佳伟，2009）。流动人口居住时间的延长将促进其携带家眷；年龄为30～40岁的人口，以及拥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对家庭成员的带动能力更高（王志理、王如松，2011）。可以说，这些研究对我国家庭化迁居的国情特点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形成了一些经验、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性统计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与研究，而对家庭化迁居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地位的认识尚有待深入，相关的政策研究也比较少。 提及对家庭化迁居的研究，首先应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特殊性，二是过程的特殊性。在有关迁移主体的理论研究中，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以个人的迁移决策为研究范式，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分析家庭迁居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主体的限制。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则将迁移决策的主体由个人扩展为家庭，将迁移的目的从收入最大化扩展为收入多样化，其经典学说包括“契约安排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Oded and David，1985）。新迁移经济学的发展之处在于将迁移决策主体从个人扩展到家庭，是对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的一次改良。 对迁移过程的研究，或称为迁移后续机制的理论研究，以移民网络理论为代表。其代表学者梅西（Massey）认为，移民网络是先行者与家乡后来者之间纽带关系的组合，这种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关系。每次迁移都使原有的移民网络继续扩散，并对后续者提供帮助或支持，使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郭玉聪，2009）。根据这一理论，一些研究分析了亲友间的关系对家庭迁移行为的影响，包括对家庭迁居决策的影响（Brenda and Gordon，1991）及对家庭迁居地区选择的影响（James and Curtis，1990）。移民网络理论在安土重迁、重视社会关系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同样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本文将在人口迁移理论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家庭化迁居的类型和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家庭化迁居在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阶段性地位和相关的政策导向展开研究。 本文利用了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2010年下半年的A卷和B卷。A卷总样本量为122670人，调查地点为全国106个城市。调查对象选取城市中跨县（市、区）流动，且在流入地居住已达1个月，在2010年12月时年龄为16～59周岁的人口。A卷中对家庭成员概念的设定为：与被访者有姻缘或血缘关系且经济不相互独立的成员。如果流动人口有其他家庭成员在本市/区/县，但未在一起居住，不包括在流动家庭的范围内。所涉及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媳婿、父母/公婆/岳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孙辈、（外）祖父母和上述关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