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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论文 10篇  家校合作论文篇1 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提出，集体利益包括相容性(inclusive)和排他性(exclusive)两种:相容性利益是指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即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干年后，他在《国家的兴衰》(1982)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的基本概念。拥有共容利益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理性地追其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稳定社会总产出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荣利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是规避风险，彰显共荣利益的平台。广义的合作可以用来指称人类群体活动的三种形态，即“互助”、“协作”和“合作”。狭义的合作则是合作的高级形态，它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内容而又实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可以看作是人类较为高级的实践理性的现实表现［5］。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中，政府、社会、家庭、高校通过互动合作，从共荣利益角度去整合资源，而不是单一的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的诉求上更多倾向于合作共荣，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模式，从而更从容的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缺乏信任、互动与回应机制: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困境 家庭教育是人类最原始、基础的源头教育。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对安全的第一意识便是来自孩童时期的家庭教育。随着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导致的风险无限扩大化，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开始由物质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重组。而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中往往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忽视了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一方面，由于地域、时间、文化层次、工作关系和自身的参与意识等影响和制约，家庭无法也不愿参与高校的管理和教育;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愿意家庭广泛的参与，因此家庭和高校之间的互动将无从产生。尤其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和路径上，高校多从维护学校的稳定出发，而忽视了学生本身，或者家庭的因素，那么形成的结果就是输入与输出信息的极不对称性，故而，公共教育的实施主体便失去了约束性和自觉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无法兼顾到对家庭因素的考量。人的自利性造成了“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6］因而由人组成的组织或利益集团在常态下更关注自身的利益。政府作为“政治人”，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但在现实中，政府往往又无法绕开自己的利益，无法避开“经济人”理性的支配，常会选择在更短的时间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日常中，政府的公安、司法、卫生、文化、工商、质检、宣传、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并没有与高校形成紧密衔接和良性互动。据调查，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公共安全教育仍由校内某一职能部门承担，这就造成了公共安全教育师资、资源的紧缺，教育成效不明显，尤其是风险社会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在风险面前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应对，风险意识淡薄，这也是高校突发性事件频发的诱因之一。公共安全教育制度缺乏全员参与，缺乏互动平台，安全教育常常成为事后的补救，缺乏前瞻性。一定程度上说，是信任、互动、回应机制的缺乏和预警机制的不健全。 走向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公共安全教育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在风险面前，各利益主体是积极索取自己的狭隘利益，还是积极互动、资源共享、互惠信任、平等合作。很显然，应对风险的公共安全教育绝不是高校自身的义务，而是政府、社会、家庭共担的责任，那么只有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平等合作，建立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合作新模式，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才能得到合理解决，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回报才会相匹配，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快乐成才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切实提高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1培育风险文化，构建风险共担机制 高校在实施公共安全教育时，要放眼世界，洞察国际风云变幻时局，结合青年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提高他们对风险的认识、应对和化解能力，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为了保障这个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政府、高校、家庭形成良好的诚信、授信和互动，在互动中促进利益的共荣。同时强化风险的共担，使每一个主体在风险面前，都出自整体的利益，而不是自身或某个集团的狭隘利益。 2疏通家长参与渠道，构建家校合作模式 在家校合作模式中，马忠虎对家校合作活动的分类及家长在不同活动中的角色提出构建“以家为本”和“以校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