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序.pdfVIP

杨天宏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序 按：本文为历史学家杨天宏先生为拙著《民国时期的边 政与边政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所作“序”。虽为 一书之序，却谈及很多问题，包括边疆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 程、人类学的学科关怀及其学派问题以及国族构建与民族文 化的相通相异之处，概言之，其实就是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 中国人类学。至于为拙著提出的若干真知灼见，则值得反复 涵咏，作为我以后的一个思考方向。该序曾发表在《社会科 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在学术不断推陈出新的今日，学 科交叉融合不仅成为寻求突破既有学科学术研究现状的重 要思路，而且成为创立新兴学科、开创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实 践途径。最为典型的学案可以在人文学者不太熟悉的化学领 域寻觅到：现代化学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在诺贝尔化学奖大 部分都是交叉学科奖。从 1901-1990年诺贝尔化学奖来看， 在总计82个奖项中，有71个为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结构 化学三门学科摘取，明显展示了学科交叉的独特优势。其实 不仅化学，几乎所有学科，寻求与其他学科交叉已成为趋势。 截止上世纪末，交叉学科总数已超过全部学科的一半，其中 社会科学因“交叉”而形成的“学科”有571个。[1]与史学相关 的诸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 生态史学、心理史学等，都是在不同学科交叉点上生长起来 的学科。 交叉学科的成长多数情况下是学者有意识学术努力的结果， 但一些情况下却是不经意走出来的学术路径。鲁迅说：“世上 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尽管用于比喻学术， 有人会持不同意见，近代中国边政学的兴起却可印证鲁迅的 说法。“边政”成为“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趋向高潮的产物， 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 试，就其融汇众多学科于一体而言，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交 叉学科”。从学术史立场观察，“边政学”是中国边疆研究由传 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标志。学人心目中的 “边政学”乃“边疆政治学”与“边疆行政学”的合称，[2]而“边政学” 则是基于“边政”或应“边政”之需而产生的学术与学科。其概念 中的“边疆”（frontier ）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诠释，除了地 理之外，通常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几层含义，其中“文化” 含义被强调得最多。[3]龚自珍画像 “边疆研究”源远流长，传承有绪。自《史记》以列传记述“西 南蛮夷”事迹起，历代史书中的“蛮夷传”乃至部分“外国传”， 均可视为“边疆研究”的成果。到了清季，对“边疆”的研究俨然 处于“显学”地位，出现了徐松、沈垚、龚自珍、程恩泽、俞 正燮、张穆、何秋涛、李光廷、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一 大批潜心研究边疆的学者及大量有关边疆的著作。[4]胡适的 父亲胡传就曾对东北历史地理做过深入的文献研究及实地 考察。光绪八年（1882 ）三月，胡传受吴大徵委派赴宁古塔 与珲春交界的原始大山，实地勘查地势水文及常住人口，写 下调查笔记《十三道嘎牙河纪略》，之后完成的《中俄分界 牌》、《吉林防务》、《辽海榷盐和议》等，更为认识清末东北 边政提供了重要参考。金毓黻说魏声龢曾向他提及此事，称 清代留意东北地理者有三人，一为吴兆骞，一为胡传，一为 曹廷杰，[5]充分肯定了胡传在边疆研究中的地位。然而晚清 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尚不具 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学科领域看，清季的边疆研究大 致局限在边疆史地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 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 学者，大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 居多。尽管如此，历代学人所做边疆研究，为尔后“边政”及“边 政研究”发展成“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陶然士在调研民国以 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而中国自身可 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开始起步。1922 年，华西协 合大学设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学会虽以叶长青、陶然士、莫尔思、葛 维汉等外国学者为骨干，亦有中国学人如李安宅、方叔轩、 徐益棠、冯汉骥等参与（后期以中国学者为主），该会所做 领域广泛的边疆研究成果，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等期刊上，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6]1928 年，清华大 学袁复礼、翁文灏、罗家伦等组建边疆史地学会，后又成立 边疆研究学会，旨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 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 要问题，期得确切解决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办法”。[7]同年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