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专项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研究述评（2000-2012年）.docx

? ? ? ? ? 家庭暴力专项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研究述评（2000 2012年）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学术界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大致始于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呼吁国家制定防治家庭暴力专项法，则是2000年以来的研究目标。2000年7月开始运作的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到2005年8月取得一系列成果，出版“反对家庭暴力理论与实践”丛书，包括会议论文集、实证调研论著、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系列教材、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等。这些成果对于从性别视角认识家庭暴力产生、存在的社会机制，家庭暴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多机构合作干预模式等，都奠定了可资参鉴的实证研究与行动研究基础。学界对家庭暴力专项立法的研究与推动自此开始与妇女权益保障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动始于学界对针对妇女家庭暴力的持续研究。反家庭暴力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通过检索2000—2012年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135篇、博士论文5篇、硕士论文71篇、报纸文章25篇，结合此间出版的专著和会议论文集等，笔者发现，许多学者阐述家庭暴力立法必要性与相关制度构建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妇女权益保障结合起来。 一 家庭暴力专项立法的必要性 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对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妇女、儿童和老人给予必要法律救济，始于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05年、2006年，立法机关先后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则性规定。2012年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增加了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条款。这些规定宣誓性强、操作性弱，为此，相关立法研究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妇女NGO组织坚持不懈地推动反家庭暴力国家立法，全国妇联连续四年在“两会”上建议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国家立法计划。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对于反家庭暴力是否需要专门立法，学术界仍存有思想障碍。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不应当干涉说”和“不需要规定说”。[2]吴洪教授与马海霞所持观点可归为后者。他们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层次分明的、位阶清晰的全方位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目前现有的反家庭暴力法律框架内，完全可以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家庭暴力问题”。[3]多数学者对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持赞同态度的。他们主要从法理层面、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三方面展开对专门立法必要性的论述。 （1）专门立法的法理基础。学者们分析了我国现行反家庭暴力立法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权利救济之不足，认识到反家庭暴力法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认为它从基本原则、体系架构、特有的预防救济措施到法律责任体系，都是一部集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与行政法律规范于一体的社会法。对家庭暴力问题分散立法的方式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权益，若对现有法律分别修订，会牵涉面过大，消耗时间过长。再者，如果通过司法解释与部门规章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着降低法律保护等级、难以协调各机关职责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引发有关解释越权、立法机关没有妥当履行职权等宪法性问题。[4]可见，专门立法可避免现行法律在治理家庭暴力上的分散与疲软状态，以提高法律遏制家庭暴力的效度。[5] （2）专门立法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是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和睦稳定，有利于社会和谐的需要。[6]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国家不能放任家庭的完全自治。国家公权力适度介入家庭暴力所带来的利益是大于其“消极怠工”的。[7]另一方面，反对家庭暴力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也是构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机会，反家庭暴力法鲜明地将“家和万事兴”作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使“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封建父权思想退出当代婚姻家庭道德体系。[8] （3）专门立法的国际意义。中国政府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签署国，负有消除家庭暴力、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责任。目前，以专门立法防治家庭暴力已是国际趋势，对家庭暴力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达90多个，7个国家制定有反性别暴力专门法。制定家庭暴力法不仅是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完善，也是我国履行缔结的相关国际公约义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9] 二 反家庭暴力法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 制定法律最重要的是立法理念和基本原则。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理念，即价值取向，是其立法目的或本位的体现。李明舜指出，我国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制定专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