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孙承宗《高阳县志》考述.docxVIP

明代孙承宗《高阳县志》考述 阳区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公社。《汉书地理志》首次记载了他的名字，自2000多年以来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据《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 孙承宗,字稚绳,明代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担任明熹宗讲官。天启二年(1622)自请担任督师,主持山海关及辽东防务。孙承宗主政辽东4年,明代在辽东土地有所恢复。后又主持解围京师,并收复关内四城。他于崇祯四年(1631)致仕后归乡。崇祯十一年十一月清军攻高阳,孙承宗率家人拒守,城破后自缢而死,年76 岁。 有关该志的介绍与研究,可分方志目录与文章介绍两类。《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简要著录了《高阳县志》信 息。 一 《高阳县志》的作者 关于孙承宗著《高阳县志》的纂修及刊刻年代,方志目录及已有研究分为天启与崇祯二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及《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对《高阳县志》的著录信息为“崇祯《高阳县志》14卷,(明)孙承宗纂修,民国抄本,北京(存卷1—7),注:记事至明崇祯十二年”。这两部方志目录认为《高阳县志》原本已佚,仅存民国抄本,这种著录方式实际上是确认《高阳县志》刊印于崇祯年间,且没有说明崇祯年间是初刻还是增刻或补刻本。不过,又以作注形式指出其记述事迹止于崇祯十二年(1639)。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信息的影响,相关研究在引用明末《高阳县志》时,多有直接写作崇祯《高阳县志》者,甚至写明“崇祯十二年孙承宗编纂的《高阳县志》” 以上两部地方志目录均写作崇祯《高阳县志》,不过,在来新夏主编的《河北地方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中,该志却写作“天启《高阳县 志》” 现存《高阳县志》存卷为第1—7卷,该志卷前的叙、跋得以保留。事实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抄本《高阳县志》并没有封面,开篇就是孙承宗所作叙文,在孙叙后则是前知县钱春序、崇祯知县孔弘颐序。目录、附图后则是高阳知县唐绍尧所撰跋文,其下便是该志正文。叙、跋的留存为我们梳理该志的纂修与刊刻提供了线索。 孙承宗作《高阳县志叙》中有对该志写作的过程的简要叙述。在遍访乡里、披览群书后“稍稍为帙而未敢出”,不过,孙氏并未明言初稿完成的时间。孙承宗在天启二年主政辽东后,曾随身携带该志初稿,并于兵戎间隙删改修订,又在天启四年归乡时改定,由时任县令唐绍尧督 刻。 在孙承宗叙后,是“亚中大夫光禄寺卿前知高阳县事” 在钱春序后,是高阳知县孔弘颐所作序。据雍正《高阳县志》及孔氏作序落款,孔弘颐是曲阜人,为孔子六十一代玄孙,崇祯六年任高阳知县。孔弘颐所作序为草书,其大意是崇祯年间时局动荡,为保留高阳文脉,特请人续补《高阳县志》。孔叙中提到了前任知县唐绍尧刊印《高阳县志》的情况,《高阳县志》初刻不在崇祯年间,崇祯六年仅是在天启初刻《高阳县志》上的增补。 在孙承宗叙和钱春序提供了《高阳县志》初刻不早于天启四年农历十月后,负责初刻刊印的时任知县唐绍尧,则间接提供了《高阳县志》初刻下限的线索。唐绍尧为天启二年进士,当年任高阳知县。跋文虽未明说刻印时间,但据明代史料记载,天启五年(1625)六月十七日,唐绍尧遭阉党弹劾去职。 在明末《高阳县志》卷7《选举志》中,有两个第28页。该页前后为“科甲”,记述的是历代科举本县举人、进士的情况。第一个28页记载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四十六年乡试中举和万历四十一年、四十四年考中进士的士人名单。该页版心著录内容为“高阳县志 卷之七 二十八(有尾一板在后)”。“有尾一板在后”以小字附于“二十八”左下方。第二个28页记载的是天启元年、天启四年、天启七年(1627)、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二年五次乡试,和天启二年、崇祯七年两次殿试中进士的士子姓名。该页版心著录内容为“高阳县志 卷之七 又二十八(接前第二十八板)”。“接前第二十八板”以小字附于“又二十八”右下方。在第28页之后,是选举志的“贡举”,页码为第29页。由此可知,第二个28页是在没有改变原有页码的情况下增补进《高阳县志》的。原著者孙承宗在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长期在京为官。万历末、天启初更是平步青云,逐渐掌管兵政,其记述的高阳县内科举仅止于万历四十六年。此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二年高阳县科举当为他人补录。这也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注该志记事至崇祯十二年的缘由。 在厘清《高阳县志》在天启四年由孙承宗定稿,并于当年末至次年初由时任高阳知县唐绍尧刊印后,对于崇祯年间《高阳县志》的增补情况,还有需要说明之处,即《高阳县志》的增补续刻时间。因现存《高阳县志》仅是原帙的前半部,且为民国时期抄本,该志缺漏之严重与流传之复杂对深入研究造成了障碍。在现存《高阳县志》中,还有三处提及崇祯年号,分别为崇祯元年(1628)、七年和九年。三处所记均为当年科举士子名单。不过,在《高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