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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对北朝儒学的影响 作者：王晓卫 关于北朝儒学，自来学者多因循《北史·儒林传序》的说法。其言曰：“河洛，《左传》则服子慎， 《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然而《北史》之言过于简略笼统，北朝儒学名家之经疏，唯熊安生之说见采于《礼记》疏，其 余书皆亡佚。北朝儒学之真面目，遂日益模糊，后世学者之论北朝儒学，遂日显皮相。清儒皮锡瑞云： “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注：《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近人刘师培云：“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注：《南北经学不同论》。）蒙文通先生云：“是北学者悉康成之术也。”（注：《经学抉原·南学北学第六》。）钱穆先生云：“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途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注：《国 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79～280 页。）上列诸家，皆有清以来国学大师，其见解深深影响学人，不止一二代焉。但揆之史实，这些权威之论，皆不全面。笔者潜研北朝史数年，窃以为北朝儒学，实受当时盛极之佛教较大影响，其面貌与汉儒之学实已不同，所谓俗尚朴纯、亦多守旧云云，已非北朝儒学之主潮。吕思勉先生在论及北朝儒林中人时曾指出：“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 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注：《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380 页。） 已揭著当时之大势所趋。牟润孙先生《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一文，对上述问题已有所论述。（注： 载《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39～302 页。）由于牟先生之大作非专门讨论北朝儒学与佛教之关系者，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本文，狗尾续貂，冀申述吕、牟二先生之说，其间若有学术界难以认同之言，则为笔者识见如此而已，自与吕、牟二先生无关。 北朝为佛教极盛之时期，帝王朝臣罕有如崔浩不心仪佛法者。拓跋焘禁毁佛法前，曾“归宗佛法， 敬重沙门”（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宇文邕废毁佛教前，亦循例事佛，建造功德。佛教之影响无所不至，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亦不为浅。 论及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有两个问题须先行交待。其一：北魏高祖、世宗等甚重佛学。“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待讲论。”（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释昙度备贯众典，精通《成实论》，独步当时。“魏主元宏闻风餐挹，遣使征请。即达平城，大开讲席。宏致 敬下筵，亲管理味。于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续，学徒自远而至，千有余人。”（注：《高僧传》卷八 《昙度传》。）北魏世宗则“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注：《魏书》卷八《世宗纪》。）。此期间内，亦为儒学受到重视之时，凉土儒士、南朝儒臣亦多来奔。儒林人士受帝王好尚之影响而与佛教再生因缘，乃势在必行。其二：北魏贵族达官多崇佛教，势必影响一般儒臣。自北魏前期起，贵族达官即有援沙门为门师之风气，如拓跋晃以玄高为师，尚书韩万德以慧崇为门师。名臣崔光“崇信 佛法，礼拜诵读，老而逾甚”，“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注：《魏 书》卷六七《崔光传》。）。这些贵族达官，与当时名儒多有周旋，那些名儒焉有不受浸染之理。仅此两端，已可想见北朝儒林人士生活之氛围。 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史籍所载，可谓夥矣！ 高允，为北魏最著名的儒臣之一，撰《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等，魏收称道他“依仁游艺， 执义守哲”（注：《魏书》卷四八《高允传》。）。而高允一生，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因缘。《魏书》本传称高允“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高允之弟，小名檀越，梵语檀越，华言施主，盖高允阖家皆奉佛法。高允显达后，曾为八角寺沙门惠始撰传，“颂 其德迹”（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本传又说他：“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 不仅高允与佛教有如上因缘，北朝传经授业的大儒，亦多如此。刘献之，《魏书》本传云：“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又云：“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四海皆曰儒宗。”张吾贵所受佛教之影响，后文将有所述。刘献之则曾“注《涅磐经》， 未就而卒”。孙惠蔚，“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惠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 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孙惠蔚传》。）。徐遵明，北魏后期大儒，当时儒生传《周易》、《尚书》及《三礼》，几乎皆出遵明之门。遵明虽为一代大儒，却曾与弟子李铉同受菩萨戒法于僧范，其事载《续高僧传》，牟润孙先生认为：“遵明早与僧游，晚始受 戒，事本可能。”（注：《注史斋丛稿》第 291 页。）除李铉外，传遵明之业而能卓有建树者，当推卢景裕与李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