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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考据”与近代中西文学交流研究 ? ? 张 治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10) 在当今丰富多变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中，“e考据”算是比较基础的一种手段。这个概念的提出，一般追溯至台湾地区著名学者黄一农先生处，见于他十多年前所撰有关明清天主教在华历史研究和《红楼梦》考证的多篇论文。当时在学界引发了很多反响，毁誉不一。赞美者多为长期“泡网”的年轻一代，他们认为黄一农提出了很好的检索思维。而批评者则认为黄一农夸大了“e考据”的作用，有时因学养不足而偏听轻信，虽依靠网络搜索发现了近代红学的新证据，但未能深探核心，在“外围的数据噪音”上做文章；或质疑他在网络上检索到的拍卖文物为赝品，从而围绕此伪造“实物”所作考据即不足信；更有直斥“e考据”本身存在成为“伪考据”之可能者。较为中肯的说法是：“e考据”运用于红学或明清史学研究时，主要做到了技术手段的革新，尚不能臻及“范式转换”之境；最成问题之处，在于如果证据尚未出现于网络，或是史料文献并未做成可供检索的数据库，“e考据”则无由开展。在传统的研究领域里，已有无数前人广搜文献、穷尽史料，“e考据”很难推陈出新。便于着手之处，实还在于边缘和跨界的材料，例如意义身份较微小之人物的周边信息，或是从文物收藏的角度寻找支持史料的佐证，等等。假如将这种“边缘和跨界”的性质加以强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近代中西文学交流研究的领域里，“e考据”的方法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故在此梳理总结其方法，并通过若干跨语言文化交流研究的个案实例进行描述，从而探索“e考据”真正可以做到突破旧研究方式的可能性与方向。 一、“e考据”的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黄一农使用了英文词组“Electronic Textual Research”对译“e考据”，笔者略觉有些不妥。因为“考据学”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历史悠久，不适合采用“Textual Research”或“文本考察”来指称它；根据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中西古典学术传统长期以来的比较研究，可知“考据学”往往被对应参照西方古典学术史里的“Philology”或即“语文学”。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用“ePhilology”(e语文学)一词或是“Digital Philology”(数字化语文学)这个词组来对译。这两个名称皆非向壁虚构，前者见于几位西方古典学家合作完成的一篇论文，题为《e语文学：当书籍面向它们的读者谈话》；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有一部创刊于2011年的中世纪文本与文化研究刊物，正是以“Digital Philology”为题。 《e语文学：当书籍面向它们的读者谈话》的第一作者，是珀耳修斯数字图书馆(Perseus Digital Library)的主持人、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乔治·克莱恩(Gregory Crane)。他兼研古典学和计算机科学，长期致力于数字人文技术领域。在这篇文章开篇他便提出，古典“语文学”(Philology)就是利用充分的文化语境来研究语言与文献，这意味着建立一种所有古代文化的系统研究，借用19世纪德国著名古典学家奥古斯特·柏克(August B?ckh，1785—1867)的话说，即实现所谓“全面的古学”(scientia totius antiquitatis)。而“ePhilology”依托于数字时代的科技手段与工具，则会在更高层级的水平上追求这一目标。大而言之，不仅西方古典学如此，其他一切人文学科都可以通过数字和网络信息科技实现无远弗届的研究目标。 克莱恩所论主要是在数据库建设里实现的超级文本对古典文本研究的推助作用，受制于数据库的规模、版权等因素，想要进一步展开，还需要多借助于互联网的自由检索。目前在探索和运用“e考据”方法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感到，面对新的技术条件，仍然应突出“考据”在其中的分量，明确其能力范围，弱化e手段或e工具所呈现的变化与复杂性；不通过数据库(自建、他建)、点对点通信等渠道，只是自由使用网络冲浪方式，在“万维网”上通过搜索获得信息，从而延伸支持其考据的研究。正如近年在文献学和印刷史等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学者艾俊川先生所言： 如果要评价E考据和传统考据的前途，我觉得 E考据肯定完胜。如果一个考据者学殖深厚，再用上E考证工具，真叫如虎添翼。 传统考据，即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中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而艾先生将“通过网络阅读电子图书、图像”的方式当作“e考据”的重要一环，通过网络获得文献和资料，是对传统学术通过藏书或图书馆解决问题的极大延伸，例如他查考《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中一些误认和失考的人名，就是通过“e考据”完成的。但其中艾先生之所以能察觉原本整理者的疏漏，乃是凭借阅读古人手札积累的丰富书例经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