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心学思想研究综述.docxVIP

王守仁心学思想研究综述 王守仁（1472-1528）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他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对王氏推行的乡约模式及与其与心学思想的关系,学界似未予应有之注意,实则,南赣乡约既体现了王氏在主张“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修养和践履、道义与事功的统一,也是其感叹“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之时,为安靖地方,防止山民为“贼”,在“心即理”说的指导下,所倡行的治乡方略与实践,是王氏的心学思想与其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一 吕氏乡约与王守仁的孝观 一般认为,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心即理”说、“致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从王守仁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率先提出的是“心即理”说,这是他的宇宙观的出发点和基本论点,时在正德二年(1507)贬至龙场不久,集中体现于《五经臆说》之中。继而提出的是“知行合一”说,时在被贬龙场之次年,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1461—1527)之聘而主于贵阳书院任上。易言之,“心即理”说与“知行合一”说,皆形成于其“居夷处困”之时,而“致良知”说提出于正德十六年九月疏省归葬之后,《南赣乡约》是颁行于正德十三年十月,故此《南赣乡约》的方案,既主要是“心即理”说和“知行合一”说的体现,又是形成中的“致良知”说。 乡约的发明并非王守仁之功。据现有的资料考查,乡约盖渊源于周礼读法之典,州长、党正、族师咸以时而属民读邦法。其滥觞于北宋蓝田“四吕”(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兄弟之《蓝田吕氏乡约》。但是,乡约问世伊始,便与理学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四吕兄弟分别出自宋儒程颐(1033—1107)、张载(1020—1077)之门下,其乡约规条乃是以关中理学为宗旨,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而规条提出的前提即是“人之所赖于乡党邻里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于我哉”, 值得注意的是,除吕氏兄弟在世时于蓝田推行了一段时间外,乡约在宋元两代与明前期的三百余年间一直未见诸举行,朱子虽成《增损吕氏乡约》,而终未将其付实践。永乐之世,明成祖(1360—1424,1403—1424在位)“尝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 在哲学本体论上,王守仁一反程朱“分心与理为二”的主张,提出“心与理是一个”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只有“心”才是世界的本源,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同时提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善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由引可见,王守仁的“心外无物”亦非“离却事物”而存在,“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推而广之,如意在于乡约,乡约便是一物。德业相劝、礼欲相交、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及聚会、主事、善恶簿之设,其意也在彰善去恶。善恶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两大主题,也是宋明理学的基本论题,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就要求诸生们以立志、劝学、改过、责善四事相规,随后在《传习录》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知善知恶正是心之至善处”,“至善是心之本体”,因而举乡约便是正人心,救风俗,“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举乡约便是“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 然而,诚如王门高足徐爱问学所及,“今人尽知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两件”。 若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来考察,举乡约自然也是致良知的份内事,“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格其不正以归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二 王守仁的乡约模式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以兵部尚书王琼(1459—1532)的举荐,王守仁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他的乡约方案不久也正式出台并付诸推行。 南赣是南安、赣州二府的合称,地连四省,扼江西上游,境内山峦叠嶂,土鲜人稀,正德时期“南赣乏镇,溪谷凶民,聚党为盗,视效虐劫,肆无忌惮,凡在虔楚闽广接壤山泽,无非贼巢,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终不可理”。 王守仁莅赣之时,正是南赣山民起义愈演愈烈之际,在大帽山、横水、左溪、桶冈、浰头等地,以詹师富、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为首领的山民们,聚众结寨,抗击官军。王守仁开府赣州以后,采用剿抚并施的方针,于正德十三年四月便获班师。 《南赣乡约》亦称《阳明先生乡约法》,“此中丞阳明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