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docxVIP

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革命是宏观社会变革的类型。这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路径，也是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共同主题。人们常常将革命发生的原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精英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财政危机与经济困难,以及国内或国际政治体制的衰微等等。解释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路径大致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三种。“相对剥夺感”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典型表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文化研究路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都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力图构建宏大而整全的宏观理论,文化主义强调构成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规范、价值、共识乃至信仰,对革命的发生进行诠释性的理解;而结构主义倾向于寻找普遍性,强调制度背景下行动者之间的静态与动态关系,研究真实社会类型的历史动力。 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认为,有关革命的结构主义研究缺少了一个总体性的、容纳各种结构与历史条件的情境,亦即文明框架。他提出,革命的发生与某些轴心文明的特质相关,只有具备此岸世界愿景或此岸与彼岸世界愿景都具备的文明,才能提供进行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方案重建的乌托邦愿景和革命意象,才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伟大的革命。俄国革命的发生在于其处于东正教文明的范围内。 与此相对的,结构主义将阶级视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摩尔(BarringtonMoore)寻求将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和政体的后果联系起来。与其一脉相承的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则采用强结构主义宏观分析,兼用马克思(Karl Marx)式的阶级分析、韦伯(Max Weber)式的国家分析来研究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 一、 传统中国的现代政体的特点—文化主义的解释(一):轴心文明与此岸愿景 艾森斯塔德认为,既有的革命研究都未触及更宽泛的历史文明背景问题,革命更容易发生的主要文明框架,几乎都是轴心时代文明的某种类型。“在这些文明中盛行的基本文化取向和文明前提,激发着许多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式和普世论导向的社会秩序新类型的愿景。同时,这些文明形成的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性特征创造了让这些愿景得以制度化的框架。” 艾森斯塔德发现,单纯以彼岸世界(如印度)或单纯以此岸世界(如传统中国)为取向的本体论愿景的社会,在早期现代化时期没有产生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革命活动,它们的文明的中心,要么是宗教仪式,要么是政教合一(儒教中国和伊斯兰教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形成了解决超验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张力的主要舞台,所以无法孕育出对政治领域的原则上重建的社会新类型、新的现代文化方案的强烈的先验愿景。 所有的现代政体都面临着如何吸纳或者拒绝不同的革命象征与主题的问题,这首先在于如何对待并将社会主义的阶级象征与民族主义的象征,融入到它们各自政体的集体认同和合法化的认知框架中。不同的融合与吸纳方式构成了不同的现代性秩序和多样现代性的主要特性。其次,所有的政体都面临着潜在的和事实的革命运动对它们制度框架的连续性挑战。 不过,艾森斯塔德认为,在多样现代性的方案中,“共产主义者是现代性经典模式的最极端的替代模式的传承者”。 对于许多非欧洲社会中的精英和其他阶层来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吸纳社会主义象征并采用社会主义政策的策略,使得他们能够“在新集体认同中吸纳一些现代化的普遍性要素,同时又不需要放弃他们自己的传统或者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批判”。 艾森斯塔德认为,尽管知识分子和宗教团体都是革命愿景的构想者,但有关革命的文献更偏向于强调重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阶级关系,却不太重视特殊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 二、 不只在“自由”,也为了全社会:一个历史的革命 金雁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表面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同化并改造了马克思主义。 金雁有关俄国革命的观点,恰与结构主义对革命发生的因果机制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一,到底是东正教、是历史更为久远的民间分裂教派,还是分裂教派的遗产民粹主义,才是革命乌托邦的来源?金雁认为,激进的革命乌托邦是与东正教一元论结构相一致的逻辑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追求完整性与统一性的行为与民族心理导致了激进主义。 作为俄国激进主义与革命乌托邦的源头,东正教的一元论结构,与分裂教派或其民粹主义遗产,三者能否等同?摩尔认为,用停滞、不变与稳定性的文化视角来解释事件和行为,就是在进行循环论证, 第二,如何评价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与农民解放?革命既是社会多种功能性障碍的产物,就远非单一群体的行动所能达成,需要有人运作,也需要所有群体的参与,包括统治者。既然俄国自19世纪以来知识界总体的倾向是反西化和反现代化,——无论是稍显西化的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及其20世纪的继承者“路标派”(1909年集体写作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