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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浪潮蓬勃发展，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相比较而言, 农业的投入产出率过于低下,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加之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 城乡之间差别呈现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下, 城市的发展势头愈益强劲, 而乡村社会则日渐衰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国广大农村迅速兴起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大潮。而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青壮年的离乡进城, 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 于是逐渐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出问题:村民自治制度难以有效运行, 村干部队伍严重弱化,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堡垒作用难以发挥, 农村留守群体问题日渐突出, 从而使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 现在，中国农村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 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理路问题 近年,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致使推行20多年的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难以为继,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村民自治难以有效运行。当前, 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推行近30年的村民自治制度面临严峻挑战, 集中表现为“四难”:一是村民大会召集难, 二是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难, 三是村级事务群众参与难, 四是对村“两委”实行监督难。上述情况表明, 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和完善, 迫切需要完善原有的村级治理模式。不久前我们到四川省华蓥市进行调研时了解到, 有不少村的常住人口只有100—300人, 有的村庄只有几十个人。这样的“空壳村”大量存在, 这些村庄基本上没有可供分配的公共资源, 村庄事务与村民也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关系, 导致村委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日益下降。从治理的角度看, “空壳村”的本质实际上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空转。在四川许多农村, 目前人户分离现象突出, 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 留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留守在家。在这些留守人口中, 妇女、老人的民主法治意识比较淡薄, 参与能力不足, 大多数对村务漠不关心, 结果使村民自治制度往往流于形式。在村民自治主体缺失的情况下, 于是, 占有职务便利的村干部就借机填补空白, 主导了农村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这样一来, 村民自治的主体实际上就由广大村民而异化为少数村干部, 结果使村民自治逐渐异化为“村干部自治”, 这也就为一些村干部的腐败行为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二) 农村治理主体弱化 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日益增多, 特别是农村精英流失非常严重, 导致农村治理主体严重弱化。近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 比上年增加424万人, 增长1.5%。从年龄结构看, 21—50岁的农民工占比达到77.6% (三)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堡垒作用难以发挥 2016年年底, 笔者去广安市做农村调查时了解到, 全市村级党组织500多个, 带头人平均年龄51.6岁。广安市前锋区提供的数据表明, 最近一次换届选出的支部委员一般年龄都在55岁左右。从现有农村党员队伍的情况来看, 党员干部年龄老化, 文化层次较低, 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差,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堡垒作用遭遇困境。总的来看, 目前农村党组织建设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农村党员队伍在年龄结构、文化层次、工作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欠缺, 因而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战斗堡垒作用难以发挥。最近,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日兴镇、南部县中心乡的两个村进行调研时也发现, 50岁以上的党员所占比例达到70%以上, 而文化层次大都在初中以下。二是农村发展新党员难。究其原因, 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有的村党支部书记担心自己的职位和权力旁落他人, 所以主观上不愿意积极发展新党员。据组织部门的同志讲述, 广安市有一个村已经连续16年没有发展一个新党员;有的村是因为很少有年轻人在家, 当然也就没有年轻积极分子要求加入组织。此外, 还有的村虽然有几个发展对象, 但又受党员发展指标限制, 所以发展新党员也很难。以南部县中心乡为例, 该乡共有14个行政村, 去年总共也只发展了5个新党员。 (四) 农村社会问题 城镇化浪潮冲击导致乡村社会日益衰败, 从而使各种农村社会问题日渐突出, 最集中地表现为留守儿童问题和留守老人问题 (近年, 随着女性农民工数量的逐渐提升, 留守妇女问题相对前些年有所缓和) 。 1. 农村留守儿童 近10年来, 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规模呈现强增长趋势。有研究者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为依据推算, 2000年农村留守儿童为1981.24万人。而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 根据《中国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