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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物育种技术与转基因技术的比较研究 一、 第二,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特征和技术哲学问题 通过历史研究人类生物繁殖技术，可以分为农业社会的饲料和动物育种、工业社会的混合种子和现代社会的转移技术。 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某些科学家通过比较自然界生物遗传变异和转基因生物的基因重组,认为两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另外一些科学家则对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进行比较,认为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不会产生新的、特殊的风险。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技术比传统育种技术更精确、更具有优势,转基因技术更安全。既然如此,在这些科学家看来,人类应该积极发展转基因技术,大力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这方面中国的代表科学家有贾士荣、朱祯、朱作言、陈章良、张启发、黄大、黄季、石元春等。 另外一些科学家则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植物基因的来源,具有新颖性。正因为如此,这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技术有可能产生特殊的环境风险,应该对转基因技术保持警惕,慎重进行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中国的代表科学家有蒋高明、卢宝荣、钱迎倩、魏伟、薛达元、曾北危等。 以上争论表明,在科学界内部,对转基因技术特征及其环境风险的认识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与转基因技术环境风险的复杂性如不确定性、滞后性、长期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不可逆性等有关;另一方面与科学认识的局限性有关,如根据新西兰学者SeanA.Weaver和Michael C.Morris对学术期刊上的相关文章的统计分析,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生态安全研究范围狭窄、研究避重就轻,对复杂的生态系统的研究严重欠缺,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力图从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途径———哲学途径,分析传统生物育种技术与转基因技术的特征,比较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 众所周知,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方式是将技术看成是大写的、抽象的和整体的,在其基础上对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分析,以阐明其所具有的特征及其对于人类的意义。这是存在欠缺的,忽视了对具体化的技术本身的缺陷以及对技术人工物这一基本的物质存在的哲学研究。正因为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界研究方式或范式出现一种新的转向———“经验转向”。这种转向是对以往传统技术哲学研究方式的改变。它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应该面向真实、丰满而具体的技术本身,打开技术黑箱,将所有技术现象还原和追溯为人造物这一感性的、能够直接为我们感知的实事本身之上,关注技术的设计、生产、改造、创造等微观机制,用一种彻底和批判的态度对技术现象寻根究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技术是如何从实践上和从观念上影响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如此,使得它与经典技术哲学研究有三点不同:第一,它不是视技术人工物为先天给定,而是试图打开技术黑箱,分析它的具体发展模式;第二,它认为技术不是一个凝固的整体,而是可以分成多个部分;第三,它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2],p.6)这样就将对技术的研究从“超验”转向“经验”,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外部”转向“内部”,从重点在“批判”转向重点在批判后的“重建”。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体化的转基因技术以及传统育种技术之间的本质区别,故采用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策略,直接针对传统育种技术以及转基因技术进行细节性的分析,明了其各自的特征及其区别。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科学界评价转基因技术的不足,对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哲学角度,深入理解传统生物育种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本质区别,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 经典遗传—传统生物育种技术的特征 农业社会的家养禽畜和作物栽培,经过农民长期选择、驯化和繁殖生物而完成,一定意义上是偶然的试错产物。在此过程中,农民以经验技术选择野生生物进行培育,依赖的是前科学规则(prescientific rules),遵循的是经验法则,所用生物培育技术总体上独立于科学,没有得到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系统化的理论认识与生物生产没有关系。这使得该种生物培育技术成为一种经验操作,通过“做”(doing) 工业社会中杂交育种技术与农业社会生物培育技术不同。它以经典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理论为基础,并在其指导下进行。孟德尔遗传学是在人工参与但不干涉生物自然遗传发育的基础上,通过观察生物个体水平的外部形态学的宏观遗传现象,而归纳发现的遗传规律。该遗传规律中的“基因”是“遗传因子”,秉承“颗粒遗传”,遵循“遗传还原论”。通过“遗传因子”的传递和繁殖,该规律比较详尽地说明了相关生物遗传呈现出来的性状特征,满足人们对杂交育种结果的解释需求。不过,必须清楚,孟德尔遗传学理论虽然描述了基因传递以及在传递过程中的性状表现,但是,它没有论述从遗传因子到性状表现的微观机制,只能解释同种或亲缘关系较近的个体在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