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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化碰撞与文化认同 大同自古以来就是平城。北魏道武帝于398年从盛乐迁到这里。平城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也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平城时期共历六帝七世,凡97年,该时期是北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北魏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进程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也使得北魏当权者认识到主流文化的重要性,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表现出北魏贵族对佛道文化的认同。 一、早期拓跋鲜卑的信仰状况 北魏政权是由鲜卑族建立的,在信仰上,鲜卑族与北方其它少数民族具有一定的共性,尤其是未入主平城前,信仰内容与方式还比较原始,信仰层次较低,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当时所处的草原文化阶段是一致的。《后汉书·鲜卑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萨满教以原始自然物信仰为主,带有一定的原生性与粗放性,把自然神作为信仰的主体,如祭祀天神等行为。早期鲜卑族就有祭天神的记载,鲜卑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在“三十九年(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 太祖初,有两彗星见,刘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则当扫定天下。”后从之,故立其祀。又立□□神十二,岁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又立王神四,岁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正、冬、腊,用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 从引文材料可以看出,拓跋珪登国时期还处在盛乐时代,而到了刘后时,已经进入了平城初期,但是这种原始的祭天信仰变化不大,只是信仰仪式更为繁琐,内容更为充实。《资治通鉴·宋纪》评价道,“魏入中国以来,虽颇用古礼祀天地、宗庙、百神,而犹循其旧俗,所祀胡神甚众。崔浩请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魏主从之。”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 平城时代早期,北魏鲜卑的信仰活动较最初的萨满教信仰已经趋于丰富,信仰活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帝王也加入到祭神的具体活动中,《资治通鉴·齐纪》记载,“魏旧制,每岁祀天于西郊,魏主与公卿从二千余骑,戎服绕坛,谓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致祀,已又绕坛,谓之绕天。” 二、北魏贵族对佛教文化的认同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至北魏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中原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政权由边远的盛乐迁入平城,此时仍以萨满教信仰为主,信仰状态较为原始,佛教文化还没有进入北魏贵族层面,《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 道武帝拓跋珪实现了北魏政权南移平城的夙愿,拓跋珪也是北魏当权者中较早并极力推崇佛教的,初“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困于形势所逼,“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但是道武帝“时时旁求”最终“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琦而谷。帝遣使致书,以缯、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迁都平城的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便下诏:“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太宗(明元帝拓跋嗣)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高祖(孝文帝拓跋宏)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 在北魏诸帝王的大力提倡下,佛教在平城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达到了教化子民的目的,从孝文帝于延兴二年(472年)所下的两份诏书中可以窥见其中的端倪。一诏为“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