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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与互惠从自利到国家权力的异化 一、 系氏式的出现 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起源》中严格而合乎逻辑地说，人类社会发展和发展的原始形式是相似的。但是,出于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他并没有对人类联合早期的公共权力与后来出现的国家权力进行区分,而解释马克思国家消亡理论的钥匙就潜藏于这个被忽略了的小问题上。如果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分析自利和互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某种程度上而言,自利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本质所在,互利则是个体为了达致自利目的而对他人自利的尊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互利,自利在一定的时间阈限中就是非稳定的。这种关系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康芒斯在修正斯密有关互利的观点时说:“互利不是一种天赋的本性,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集体行动实际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p13,14)尽管这种说法在合理性上是不容质疑的,但它至少不能够完全适用于原始社会早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首先研究的就是母系社会的制度特性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家庭关系和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这种以母系为主的氏族制度所体现的就是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均占性。当然,从人的“饥饿动机”的角度而言,原始人类也肯定是具有自利性的。由于缺乏考古学上的验证,恩格斯在论述原始人由动物群体向人类社会演化的漫长过程时并没有先验地揣测这一点。但是,形成这种制度特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生活资料的极其缺乏。 对于刚刚发展到定居阶段的原始人类而言,这种外部条件的极大约束,使得以母系为主的社会形态成了一个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由动物群体演化到人类社会的这一过程中,母系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是一种对动物生存本能的延续,也是由极少的生活资料和有限的公共财产所决定了的。恩格斯所谓的大家庭式的原始共产制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然的,它并非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对于我们讨论母系氏族时期的互利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互利显然不是康芒斯意义上的互利,它明显地建立在一种大家庭的基础上。尽管应该存在原始人类个体意义上的自利行为,但在一个这样的大家庭中,自利是有限的,互利才是主要的。这种互利不仅表现在亲情的意义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自然的共同抗争上。 如果要研究人类制度的起源,就应该从具有联合意义的氏族时期开始。在由动物群体向人类社会演化的这一漫长过程中,用达尔文原则来推理的话,人类这种渺小的个体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恐怕仅仅依靠自利还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比120多年前的恩格斯有更多和更好的考古证据,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但是,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我们可以发现,就制度的形成而言,史前阶段只不过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到母系社会时,才出现了可以考察的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质变的时期的话,母系社会所表现的互利就是最好的标志。而所谓互利者,对于当时的原始人类而言也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和“淳朴”二字的真正含义,同时它也内含了休谟所谓的人类“公共感情”的基础。在这种以氏族为单元的自然家庭体系内,必然存在着与氏族有关的公共事务问题,它应该包括并不复杂的氏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与每个氏族成员息息相关的。这时候,个体自由行动的部分权力就需要交由作为联合体的氏族所有,而这种被个体承认的具有集合性质的权力则形成了公共权力,它的具体执行者就是氏族首领和氏族大会。尽管对于原始人而言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确意味着人类与动物群体相比较在制度上的本质性飞跃。更进一步说,动物群体所遵循的仅仅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原则,它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概念。而要寻求人类制度的起源就必须借助马克思所谓的“抽象”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单独的个体是无所谓制度的,只要存在着个体之间的合作就已经意味着暂时或长期性规则的形成。而这个过程其实始终伴随于原始人类的各个阶段,只不过在母系氏族时期达到了一个稳定性的状态。 那么,这种联合制度所产生的公共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互利。换句话说,也就是氏族成员对公共权力具有均占性。而这种均占性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在那种极端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 建立一个集团 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如果将外部环境看作强约束条件的话,母系社会在子女和财产上的产权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就限制了男性的好斗精神。随着后来食物来源和固定财富的不断增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财产继承转而以父亲为主了。不管这种转变是否人类历史上女性对男性最大的失败,一个显然的制度进步是,对于子女而言,母亲和父亲是确定的。当然这期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用马克思理论来分析的话,它应该是和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逐渐强大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存在于母系社会的外部强约束被弱化了。这时候,从制度的意义上而言,母系社会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