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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形成的文学大师因素 至于北京人艺的戏剧风格，概括其说，“现实主义、民族化和完美的身体感是北京人艺风格的三个要素。”。”(p4)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构筑国家级艺术殿堂的成功之路———关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调查》一文,对人艺风格作出权威归纳,即“人艺的风格是在50年代排演老舍、曹禺、郭沫若、田汉等杰出作家的剧作中形成的,已故的导演艺术家焦菊隐等为其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追求话剧的民族化,强调演出的整体性,塑造鲜明深刻的舞台形象。”(p1)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和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剧作家,曹禺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成就对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 建立在真实和精细的舆论场,使其成为社会现实的合格当事人 长期以来,曹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最高成就的代表者之一,他的戏剧中包含着无数深刻的现实主义因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贡献和陈留生在《对“狭之笼”的徒然挣脱》一书中说:“他的剧作博大精深,犹如一个开掘不尽的富矿,在其间的确可以开采出大量的现实主义内蕴。”(p23)著名学者田本相则将曹禺戏剧创作方法与美学风格定义为“诗化现实主义”。(p3)现实主义戏剧最适合用斯坦尼心理———形体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来搬演,众所周知,斯氏表演体系是在排演契诃夫戏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曹禺的《日出》《北京人》等剧也与契诃夫戏剧相近,这使其戏剧能够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实践斯氏体系的范例。“中国斯氏表演体系”的最初理论总结《角色的诞生》(郑君里著)一书,就曾大量引用了演员们在演出曹禺剧作时的体会,详细说明曹禺戏剧与斯氏体系的内在联系,即强调内心体验,追求戏剧的生活化,表演尽可能与角色接近,并总结其舞台实践经验,构造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总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曹禺戏剧演出几乎都是在对斯氏体系的学习、模仿和借鉴中进行的,并初步在话剧舞台上创造和确立了曹禺戏剧的现实主义演出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戏剧和文学关闭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主要向苏联学习与借鉴,并把斯氏体系奉为圭臬。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人艺关于曹禺剧作的演出自然是在斯氏体系指导下排演的,并最终形成了人艺的现实主义演剧风格。赵寻在《〈雷雨〉的舞台艺术·序》中指出:“曹禺并不是由于他是北京人艺的院长,而是由于他是杰出的剧作家,是以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领导了剧院的,曹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全国解放前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全国解放后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粉碎‘四人帮’后的《王昭君》都曾在这里演出。而《雷雨》,这块中国话剧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石,也为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打下了基础。”(P1) 夏淳是北京人艺排演曹禺戏剧的专家和权威,他导演《雷雨》一剧的风格特点就是真实和细腻。“真实”是指舞台处理把握了历史的真实,创造了浓郁的时代气氛和生活气息。在正式排演前,夏淳就要求导表演一起深入体验有关生活,以“获得更多的感性知识”,“更深刻、更准确地体会作品所提供的素材”,缩短演员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他在《漫谈导演的艺术处理》一文中回忆说:“当年朱琳、于是之等同志在排《雷雨》的过程中,写出的人物生活日记都有两大厚本”(p170)“细腻”是指演员细致地把握了人物的内心体验,注意人物言行举止的精确表现。在要求演员深入生活,写体验生活的日记的同时,夏淳还要求演员写人物自传,又在这个基础上,采用让演员讲故事的办法(先用第一人称,再用第三人称),让演员熟悉生活、接近人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仅细致地捕捉人物内心深处每一个细微的颤动,人物之间每一次心灵的碰撞,而且对人物外在服饰、举止、神态、语调……一投足,一扬眉,一声一息,无不反复推敲,力求在细节上下功夫,真正做到精雕细刻,万无一失。左莱指出:“《雷雨》的舞台艺术是现实主义的精品,是北京人艺的有代表性的保留剧目。如果说一九五二年焦菊隐先生导演《龙须沟》,为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五四年夏淳导演的《雷雨》对形成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也起了重要作用。”(p235) 现实主义剧作以生活化为基准和标杆必然要求舞台演出能逼真地再现社会现实,要求导演注意剧本氛围的营造和时代环境的设置。曹禺在《日出·跋》中就恳请导演能演出《日出》的第三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艺术处理的主张:“我希望他切实地注意这一幕戏的氛围,造成这地狱空气复杂的效果,以及动作道白相关联的调和与快慢。”关于“这些效果”,他进一步说:“必须有一定时间,长短、强弱、快慢、各样不同的韵味、远近。每一个声音必须顾到理性的根据,氛围的调和,以及适当的对意义的点醒和着重。”(P39)欧阳山尊在导演《日出》时不但恢复了《日出》第三幕的舞台生命,免去解放前《日出》演出曾给曹禺带来的“挖心”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