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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与名的关系 语言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它研究了通用语言和内容、概念化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语言哲学要么系统地从语言本身出发以澄清相关哲学问题,要么对语言本身进行哲学解读,要么最终探讨哲学和语言的相互关系。多样化的语言哲学形式都旨在考察语言对人类理解客观存在中的重要意义”。西方语言哲学思想认为,名与言导致了名分世界的局限性;在中国,老子告诉人们要慎用名言或名分,警惕语言造成的假象:“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32章)。老子之道有三大特征:“道法自然”(第25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41章)。由于“自然”与“人为”是相对的,而“人为”又是与“无为”相对。这样,道的特征便可简括为:自然无为,混成无形。而道之体混沌无形、通而为一,它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是不能被有形的区分性的语言来谈论的。以区分性语言表达混沌未分的道,只能带来有限的知识和无限的是非纷争,只会带来对大道的破坏与毁损。只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辩”,才能返归混沌未分的、道通为一的无穷之境。语言的片面性来自于人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各自不同的是非观念,以及事物本身所具备的“可”与“不可”和“然”与“不然”的两面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着的过程,任何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对世界这一客观存在(即老子之“道”)的认知都是片面的,不可能概括出“道”或“存在”的全貌。由此可见,正是我们人类语言的参与,道与存在的概念变得残缺不全,其客观实在规律最终被掩盖,使得人们不能真实地去认知世界的本原,并越来越远离客观世界。 “道”不可命名,而非“恒道” 老子哲学中,“道”与“言”相生相克,贯穿于《道德经》的始终。老子语言哲学的重心就是本体和认识及其言说,即语言与世界(道)的关系问题。《道德经》开篇就指出了“道”与“言”的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关于世界本原的最高真理的“道”是可以描述的,却又并非普通的言语所能描述。老子在肯定语言具有表达思想能力的同时,又具有其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说明了本原的世界与用语言表述出来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众多不可调和之处。“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是“常道”而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并加以文字的说明,那它就是“常名”,而非普通的“名”。在“有名”的世界和无形的“存在”之间,“道”是洞悉一切玄妙变化的路径。在此,老子强调了“道”的不可言说或不可命名性,突出了可以言说或命名的道已非道之本原。从演化的角度看,“道”本无名,从“无名”生出“有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发生过程;从本体的角度看,“道”必须既是“无名”又是“有名”,否则解释不清“名”缘何而起。 但是,否认道可言说本身就是在对道进行另外一种言说———尽管是否定意义上的。道不可言说反过来使得“道”更加陷入到了与言的重重困扰之中。在否定道可言说的同时用道,使道因“无名”而得更多别名。如果“道”不能用名称来指谓,甚至用任何名称来称谓“道”都不妥帖的话,那么语言(名)也就不可能进入无形之“道”,也就更加谈不上人们对“道”的认知了。道与言的关系也使言像道一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普通的语言并不能用来去界定只有本体没有现象、只有存在没有属性的“道”,所以人们永远也无法用名或称谓等一般性的语言去描述或接近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81章),老子否认普通语言的认识功能:真实的话语失雅,文雅的语言失真。老子之“道”不是人的语言活动,而应该属于人的思维活动。人的思维的内容,是可以通过语言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但由于思维的无限性、模糊性和不间断性,使语言这一物质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只能是思维过程中的某些片断和面,因而“可道”,远非“恒道”。基于对言的如此认定和对“言”的珍惜,老子强调“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5章),“大辩若讷”(第45章),把木讷与他思想中最根本的“道”紧密联系了起来,可以说是从另外的角度否认了一般性语言的作用。 语言的存在是一种认知存在者的世界地位 当前哲学所讨论的重点已由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向了讨论语言如何反映并认知世界的关系,由将主体和客体进行二分的观点转向了探讨主体和客体的互相融合。作为认识的客体,世界本身不能言说,只有通过认识主体的人的语言方能得以被感知,语言反映世界。 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为人与存在者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语言使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世界也因为人的语言言说而富有意义。这里的语言言说也就是西方语言哲学中的能言而不言的道言(Sage)。人的抽象本体思维是不可能用理性、逻辑、概念性的语言来加以言说的。他认为只有语言才有可能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的敞开状态中间。人的存在基于语言,世界不可能脱离开语言言说而为人认知,唯有语言之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