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冲击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略论.docxVIP

费正清冲击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略论 在19世纪，李鸿章被称为“3000年前的不平等”，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海权时代的到来，欧洲各国携带着西方的文化来到东方。此时，中国拥有着步入一个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机会。然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在面对气势汹汹的异邦文化时，却显得手足无措。完全排斥、完全吸收还是循序渐进地学习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知识分子限于“清议”的责任，极力维护儒家传统，上演了一幕幕壮烈的悲剧。而改革派也在一项项激进措施中沦为民族的“罪人”。 一、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 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这种观点被称为“冲击反应”模式，在全球广为流传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实就在英国人来到中国不久的19世纪中叶，比费正清早一个世纪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 8 7 3）就曾经表露过与“冲击——反应”相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不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而费正清在表述其“冲击反应”观的时候，采用了类似的说法：“西方是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及其他种种进步的摇篮和发明者，因而西方能够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近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把晚清的历史变化理解为庞大中央帝国在西方文明不断强大的冲击下被迫做出的笨拙的、充满惰性的回应，从而使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 由此可见，费正清把西方的冲击视为影响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西方“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为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同时，“中国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惰性。”他所谓的惰性，就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可以理解的、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文化、体制的心理。”西方的冲击要求中国进行变革，但中国“不得不在他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 费正清的上述观点与他所持的“西方中心观”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他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使得他对中国的理解略显偏颇。正如费正清自己承认的那样：“当我们还不熟悉一种外国文化时，就似乎注定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它。” 近代中国与西方发生联系、接触到近代化，实际始于鸦片战争。然而，在近代开始的前二十年，鸦片战争的炮响，西方军舰的一次次重重的撞击，几乎没有引起几个中国人像费正清描述的那样的反应。古老的中国和中国人缓慢的步伐依旧。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历史给予中国有近半个世纪的不算短的时间，帝国上下却迟迟没有意识到并适时调整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迈入富强之途。 与十九世纪的日本相比，日本成功的实现了向现代化转型，而中国则不能适应这种冲击，在现代化过程中崩溃。如果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中国理应能够实现近代化转型，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其原因何在？ 其实，在诱发近代转型的诸多因素中，西方的冲击仅仅是一种外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因是主导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外因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无论成与不成，必须从中国的内部寻找原因。那么，我们就从中国内部包孕的因素中，来探讨一下其中蕴含的阻碍或者可诱发近代转型的因素。 二、 与中国的内部因素和现代转型 （一） ：西学是中国科技的进步之举 一个以皇权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在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下，统治着4亿多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统治权；儒家学说和礼仪道德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就是这样一个“中央执要，四方来效”东方大国的政治体制中是包含着促使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因素的。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专门化和职能明确的特点。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条不紊地执行着天子的权威；按照法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种专制集权政体，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上而下的命令贯彻能力；集权政体可以自上而下对问题进行干预、协调与解决。这种对权威的遵从和快速执行系统在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