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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与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比较 2009年，诺奖国际金融与中国企业的管理转变。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结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击败了之前呼声很高的多位经济学家, 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意味着新制度经济学在科斯、诺斯之后再次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诺贝尔基金会认为, 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可以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管理中的难题;而威廉姆森则在对经济治理分析中, 证明了企业组织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治理机制。 虽然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关注的问题不同, 但两人对经济治理的讨论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 两人的研究拓展了对治理机制的认识。奥斯特罗姆认为, 传统经济学对个人普遍理性自私的假设并不合适, 相反, 个人具有利他和互惠的倾向和动机, 这就使得群体能够呈现较多的合作行为。因此, 自主性治理是市场之外的一种可行的机制。威廉姆森则认为, 在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中, 市场机制是无效的, 而企业等级制、混合机制和官僚组织是更为适合的机制, 并且企业对治理机制的适应性选择取决于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因此, 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倚重不同, 两人的研究表明了在市场之外, 还存在其它可行的治理机制。 其次, 他们的研究扩展了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围。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延续了契约理论的逻辑, 通过对委托代理、激励约束等问题的分析来探寻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以解决契约双方的冲突问题。这些研究以阿尔钦、德姆塞茨、简森、哈特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但在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看来, 现代公司治理问题并不只是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存在。换句话说, 我们对现代公司治理问题的讨论应当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范围内进行才更为合适, 比如将传统企业理论纳入公司治理研究中。令人欣慰的是,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趋势, 比如对网络组织的研究。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贡献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的理论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很多验证, 为我们理解和反思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观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备受指责, 公众投资者对于金融机构如此迟钝的反应感到非常气愤和困惑, 他们诘问的一个问题是:“董事会到底哪里去了?”反应激烈的不仅仅只是公众投资者, 政府也开始干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比如限制高管人员薪酬等。这种干预实际上反应了在市场机制失效情况下期望借助政府力量实现有效治理的理想。但在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看来, 群体或组织具有适应的能力, 可以随环境的变化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因此, 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干预在短期看是可以接受的, 但最终还是要交还给金融机构, 由这些组织的自主性治理来纠正问题。这一点从花旗银行向美国政府赎回股份的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的证实。 另外, 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等级制的研究, 可能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转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威廉姆森认为, 企业内部市场的强激励机制会被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制所赋予的弱激励机制。弱激励机制可以诱使企业组织内部进行更多的合作, 否则就会触发内部控制机制的惩罚而遭受损失。显然, 这种思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集团由行政治理向经济治理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