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实录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创新.docx

史传实录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创新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母种，历史、传说和叙事文化传统深入到古典小说中。其中,在史传“实录”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尚实审美心理,造就了中国古典小说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有意味”的叙事艺术特征。这里,我们从古典小说家对直白式心理描写的排斥、对第一人称叙事的规避、对故事真实性的执著追求等几个角度,来探讨尚实审美观念对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影响。 一 尚实审美观念下所起的心理形象 与西方小说不同,中国古典小说不以心理描写见长,非情节性的直白式心理描写更是少之又少。而间接性的心理描写,即通过人物外在言行来暗示人物心理,则是中国古典小说普遍采用的心理描写方式。早在1903年,麦仲华就曾对此有过评论:“英国大文豪佐治宾哈威云:‘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观其书中两者分量之比例,而书之价值可得而定矣。’可谓知言。持此以料拣中国小说,则惟《红楼梦》得其一二耳,其余皆不足于是也。”他完全是以西方流行的以人物性格或心理为小说结构中心这一标准来评价中国小说的,而忽视了中国古典小说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那么,造成中国古典小说直白式心理描写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从小说家的辩白来看,源于史传“实录”观念的尚实审美心理,是导致古典小说直白式心理描写缺失的根本原因之一。 历史叙事向以“实录”为尚。早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记录了齐太史三兄弟不避权贵,而舍身实录“崔杼弑其君”的历史事实;宣公二年,晋董狐也因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而受到包括孔子在内的史家的大力推崇。既然历史叙事讲究实录,那么史家只能如实载录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显然,史家不可能“闻见”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关注的重点只能是历史人物外在的言行,毕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与“事”才是史家载录的重点。如此,人物的内心活动便受到史家忽视而被排除在记录之外。对此,西方小说评论家福斯特曾说:“历史家处理外在行为,并且可自外在行为而推论出人物性格。他也像小说家一样关注性格,但他只能就人物外在表现而定其存无。” “在某个人身上能观察到的——外在活动以及从这种活动推论出的精神状态——均属于历史范畴。”36-37作为孕育古典小说的母体,史传这种重外轻内的叙述传统被古典小说完全继承。因此,怀有浓厚“补史”情结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家往往以史家自居。于是,古典小说也“只叙外面事件的起伏”,而不重“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 从小说家的自我辩白中,即可获知尚实审美观念对直白式心理描写所起的限制作用。林纾《剑腥录》第五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仲光神宇皆为万梅所夺,木然如痴。外史氏曰:“吾乃不审邴仲光此时心绪,果为梅花痴耶?或为纺纱美人痴耶?顾仲光不揭心绪以语我,我又安从知之?” 小说写邴仲光与铸龙二人坐船远赴超山,在途经一景物幽美的村落时,见暗香浮动的梅林中有一十七八妙龄女郎,坐而纺纱,仲光遂心动不止。作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借“外史氏”之口为他写“仲光神宇皆为万梅所夺,木然如痴”,作出解释说明。曾以《左传撷华》传世的老派文人林纾对史传深有研究,他向以散文笔法创作小说而著称,“实录”观念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林纾看来,仲光隐秘的内心世界他无从得知,所以他没有直接描写仲光的心理活动,而只能描写仲光外在的能被人们看到的“痴”。至于这“痴”背后的“心绪”,则只有仲光本人知道。又如第三十四章写仲光与贼寇搏斗时,作者曾插入梅儿简短的心理独白,可作者对此表现得极为不安,接着就自我辩解道:“凡此皆外史氏臆度之词,或梅儿本意初不如是,亦未可定。”显然,顽固的尚实观念直接导致了他对直白式的心理描写的排斥。类似的现象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有明显表现,如第八十七回: 那苟老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庛,但遇了少奶奶过来,总是笑啼皆怒,又不准少奶奶到后房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绝他小夫妻。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作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也不便委作悬拟之词。 苟老太太对儿媳虐待至极,令人费解。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最好直接向读者交代她的心理动机,可作者却没有这样做,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能钻到苟老太太肚子里去,也不便作臆测之词。显然作者是按照“实录”观念来塑造人物的,他力避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作直接展示。 比较而言,《红楼梦》中出现了几处直白式心理描写,可这毕竟只局限于对宝、黛、钗三位主要人物形象的描写。所以,相对于《红楼梦》这一长篇巨制来说,这些直白式心理描写仍显得十分不足。而且,作者在对人物进行直接心理描写时,我们仍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这种臆测的不安。如第二十九回写宝玉和黛玉为琐事而发生口角,当时作者对宝黛二人的心理进行了剖析,但紧接着作者就急忙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这段心理描写:“如此之话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也难备述。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显然作者潜意识里认为,既然这是二人的“私心”,他是无从知晓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