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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佛教哲学的直接理论渊源 (一) 独化论思想的渊源 西晋时期，长安人简昭觉、著名的佛教翻译家九莫什、创造性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他的佛教思想同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一样,对当时乃至后来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僧肇少年时代,曾以抄书为业,对老庄的学说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看到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维摩诘经》,“欢喜顶爱,披寻玩味”。于是出家为僧,研究佛理。 公元四世纪末,鸠摩罗什至姑藏(今甘肃武威),僧肇赶赴姑藏,拜罗什为师。后罗什至长安逍遥园(即今草堂寺),主持译经,僧肇也随至长安,成为罗什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此后十多年间,僧肇同罗什一起从事佛教理论活动,一边译注佛经,一边著书立说。僧肇的佛教思想,有其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明显的思辨色彩。东晋末期,玄学滥觞,佛教盛炽,但二者相比,魏晋玄学虽然已经在思想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由于它自何晏、王弼创立以来,经过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到郭象提出独化论思想,就其理论形态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方面的重大演变,再也提不出什么新东西了。而佛教般若之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学说,经过罗什、道安和支道林等佛教大师的传播,开始提出和建立了一些适应中国特点的不同学说。如何把这些不同学说统一起来,特别是在吸收玄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将玄学和佛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能适应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实行统治需要的新的理论形态,这是当时的需要。僧肇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以印度佛教的大乘中观思想,流畅华丽的语言形式,对崇尚老庄的玄学命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和发挥,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独具一格、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哲学。 僧肇佛教哲学的直接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由罗什加以阐发的印度大乘佛教般若学的中观思想;一个是魏晋玄学的最终完成者郭象在《庄子注》中提出的独化论思想。 罗什(公元三四四——四一三年)早年接受龙树等创立的大乘般若空宗学说。这派学说的特点是善于把那些富有诡辩性的模楞两可、似是而非的假道理加以渲染。他们并不直接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不说一切都是绝对的虚无,而把万事万物看成是象盖房子一样由各种外部“因缘”凑合而成,只不过是一些本身并无“自性”的幻象而已。罗什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并把它同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关于有无、本末、体用之学的一些哲学范畴加以结合,提出了“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非有非无”的折衷主义思想。在他看来,世界万物,既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无”,而是“佛念今出有无故,说非有非无”,(《大乘大义章》卷下《问实法有并答》)认为世界万物犹“如镜中像,水中月”,只是一种“可以假名说”的幻影。 郭象(公元二五二——三一二年)在改造、综合当时的崇有论与贵无论两派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论思想,终结了魏晋玄学内部的长期论争。郭象一方面反对“有生于无”,提出了“无不能生有”,这同罗什的“非无”之说似有某些相仿;另一方面,又主张“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即“有”也不能生“有”,事物只能是“独生而无所资借”(《庄子注·知北游》),从而根本否定了事物(即“有”)存在的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这同罗什的“非有”之说又有某些相仿。郭象虽然并没有提出“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但他在阐述独化论思想的时候,对有无这一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所作的解释,同罗什的“非有非无”思想是相通的。 僧肇正是在郭象独化论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了罗什“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非有非无”思想,并多方面系统地进行了阐发,形成独立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下边我们就从分析僧肇《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三篇主要著作入手,来研究讨论僧肇佛教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及其直接的理论渊源。 (二) “心无”派的“色即有”思想内涵 僧肇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非有非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他在《不真空论》这篇论著中对此进行了比较集中而又深入的阐述。罗什虽然提出了“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思想,但他由于毕生潜心于佛经的翻译整理,并没有就此进行过系统的阐发。僧肇为了寻求和论证佛教般若(智慧,下同)的存在,便发挥了罗什的中观思想,采用郭象改造与综合有、无两派基本哲学观点的手法,彻底而又巧妙地掏空客观事物真实存在的物质基础,从而为他的般若“性空”之说提供理论根据。 《不真空论》论述客观世界和万事万物是否存在,结论是:由于“万物之自虚”,因此“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五.下引此,只注篇名)。这就是说,客观事物虽然是千姿百态,种类繁多,但却由于没有自性而不能互相有所差异、有所区别。既然无所差异、无所区别,它们的物象也就不是真实的物象;既然有象而不是真象,它们也就无所谓有象了。他的《不真空论》,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论证客观事物是“不真”而“空”的。僧肇正是从这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