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论还是新儒学？——与张立文先生再商榷.docxVIP

新唯物论还是新儒学？——与张立文先生再商榷 在我写了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新气学”辨正》（以下简称《辨》文）之后，我很希望张立文先生能够作答，以纠正我文中可能有的错误或误解。最近，拜读了张立文先生的《超越与创新——答李存山先生》一文[1]（以下简称《答》文），于细心领教之后，仍觉大惑不解。恕我可能迟钝，故与张立文先生再商榷。; 一; 我在《辨》文中说：“张文把所谓‘新气学’纳入‘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的范畴，这是本文以下所要重点进行辨正的。”“辨正”者，就是要辨明对“新气学”理解和解释上的正误，也就是要辨明张岱年先生的思想是否能够纳入“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理学”。 按我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也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气论或气学讲的，亦可称为‘新气学’，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流衍、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我认为在从“接着”中国传统气论或气学讲的意义上说，“新气学”之名可以成立，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因此，“严格地说，它不称为‘新气学’，而称为新唯物论”（参《辨》文）。关于“接着讲”，我强调了它不仅是“流衍”，而且有“发展和创新”的意义。《答》文说：“‘接着讲’就意蕴有发展、有创新，否则就是‘照着讲’了。”可以说，在此问题上我与张立文先生取得了一致。但分歧在于：张岱年先生对传统气学的“发展和创新”是属于新唯物论还是属于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理学？ 首先应纠正《答》文中的一处失误，即：“然张先生的重要哲学著作虽作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未发表，所以较之新理学、新心学的影响来说，相对很少。”此处失误是延续了张立文先生以前所发《宋明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形上学之检讨》一文（以下简称《检讨》）中的失误，虽然语气程度稍轻。《检讨》说：“然张氏重要哲学著作虽作于20世纪30、40年代，但都未发表，所以无社会影响。”[2]说影响“相对很少”比之说“无社会影响”当然是程度稍轻了，但“未发表”或“都未发表”却是需要辨正的。张先生40年代写的重要哲学著作在当时未发表，是事实；但张先生30年代写的重要哲学论文在当时都是公开发表了的（如果此处“著作”不包含论文，那么张先生在30年代除写有重要哲学史著作《大纲》之外，并未写重要哲学“著作”），现编《张岱年文集》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计32万字，除30年代写的研思记《人与世界》在当时未发表之外，其余所收37篇论文和3篇书评在当时都是公开发表了的。 在《论外界的实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关于新唯物论》等重要哲学论文发表后，孙道升著有《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其中称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意为“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3]。苏渊雷在1936年秋写给张先生的信中称：“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的哲学……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4]这反映了张先生哲学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检讨》所说“无社会影响”，乃是误说。《检讨》在说“无社会影响”之前，引了张先生在30年代所写《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的话，并说“张氏发为‘分析的唯物论’”，注明引自原载于1935年11月18日《国闻周报》上的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5]。既然如此，何以又说“都未发表”、“无社会影响”？ 我在《辨》文中引证了张先生在30年代所说：新唯物论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必须是综合的”，“这个综合的哲学，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据此，我认为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不是“新孔学”或“新儒学”，而是“以的新唯物论为基础，融会中西，‘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而进行‘新的创造’的体系”。对于我所举出的证据，《答》文并未作出自己的解释；因此可以说，《答》文在最主要之点上并未作出答复。 《答》文说：“张岱年先生40年代没有称自己哲学为‘新唯物论’，而40年代称叶青（任卓宣）为‘新唯物论’。……把张岱年哲学思想称谓为‘新唯物论’，怕有混同叶青哲学之嫌。”不知为什么，《答》文在此处只讲“40年代”，而没讲30年代。但在这两句话之间，《答》文却又说：“当时把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为……”。“20-40年代”当然是包括30年代的。于是，《答》文转引了岛田虔次在《新哲学——熊十力的哲学》中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划分：在“纯宗西洋哲学”中，除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心论之外，还有“新唯物论——叶青”；在“兼宗中西哲学”中，列有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和新程朱派。按《答》文所注，岛田虔次的书是“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