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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 作为“戏剧”的加害者 西罗马上台后，古代文化传统几乎没有传播。因此，如果基督教真正获得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并试图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和传播信仰，就没有多少遗产可以继承。尤其是在戏剧领域。 据考证, 迄今只发现在公元8至9世纪存有一部古代宗教剧, 可能对欧洲中世纪的戏剧创作略有影响;而至公元10世纪, 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已被西欧人全然遗忘。1古罗马的戏剧作品倒还存留下来一些, 比如塞内加 (Seneca) 的10部悲剧据说从来没有在罗马时代真正上演过, 却在9至10世纪时为人所知。不过西方研究者认为, 塞内加的作品直到14世纪以后才被广泛阅读, 因而并未对中世纪欧洲戏剧产生多少影响。普劳图斯 (Plautus) 的大约20部剧作散佚了12部, 存留下来的可能由于语言晦涩, 在中世纪基本上被人忽略;当时的文献提及普劳图斯的名字时, 只是将他推测为4世纪一部佚名喜剧的作者。1一般认为, 只有泰伦斯 (Terence) 将古代罗马的声音留给了中世纪。泰伦斯的剧作风格明快, 句子简练, 且带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成分, 常常被中世纪的学校当作教科书。然而泰伦斯喜剧的市民趣味及其中多少有些粗俗的笑料也受到过基督教修士的激烈批评。因此, 在相当程度上说, 中世纪戏剧并不是对前人传统的承袭、借鉴或改造, 而是带有更多的原创性。如果我们追溯早期中世纪戏剧的起源, 会感到它几乎是一种重新孕育的文学品种。 早期中世纪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与基督教崇拜中的弥撒及圣餐仪式有着密切联系。圣餐仪式本身就常常被认为带有浓厚的戏剧色彩。曾有西方研究者提出:“弥撒随着庄严的仪式被吟诵时, 立刻就成为最质朴而又最崇高的戏剧。”2大弥撒 (Holy Mass) 因而亦被人称作“圣餐剧” (Liturgical Drama) 。3还有人认为圣餐仪式的核心就在于“摹拟”, 弥撒的原型正是原始的圣餐, 即“最后的晚餐”;这样, 弥撒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戏剧”。整个圣餐仪式由此被分解为三段, 分别象征耶稣“道成肉身”历程的三个部分:首先是受难前的行迹和教训;接着是进入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的痛苦、受难、送葬等;最后是复活和升天以及身体与精神的重新合一。⑤1 但是按照基督教的看法, “弥撒……有自己的基本意义, 它不是再现什么, 而是自我的再造。”1所以尽管弥撒仪式充满戏剧性, 却又不可能真正转化为戏剧。于是研究者将关注点集中于逐渐附加在圣餐仪式之中的一些“衍文” (Tropes, 又译“转义”) 。 最初的“衍文”包括另外添加在弥撒仪式上的开场白、插话或结束语。比如在弥撒结束时, 执事要说一句:“好了, 弥撒结束,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众人则说:“感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4其中“弥撒结束”在英文即为“Dismissal”, 后世以“Dismissal”泛指广义的“结束”, 也就被认为是“转义”的一种形式。 据记载是一位热情的修士最先使用另外一种直接关联到中世纪戏剧的“转义”。大约在基督教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 这位修士在弥撒的结束语之后又添加了16个词, 以强化圣餐仪式对于众人感情的诉求, 并且为原来的祈祷书文本增色。这种修饰性的附加成分显然没有事先得到权威教会的认可, 而它竟很快普及开来。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尚处于“发展”阶段, 圣餐仪式还没有太多定则, 所以4世纪以后的宗教会议和教皇颁布的教令中不仅提及这一类“衍文”, 而且并未加以制止。润饰文字越来越多, 以至于不得不单独列作附件, 于是有了最早的“衍文”作品, 即弥撒仪式中的“圣歌” (Sequences) 或“续唱” (Proses) 。 至公元9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 “衍文”已作为一种准文学活动而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当时与中世纪文学发展相关的最重要事件, 也许就是查理曼大帝从欧洲各地召集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 其中的阿尔昆 (Alcuin of York, 730-804) 被视为加洛林王朝最博学的人, 曾担任查理曼大帝的顾问。阿尔昆将宫廷学校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中心, 以此带动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因此在所谓“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过程中, 修道院、教堂、学校和图书馆迅速发展起来, 早期基督徒和异教诗人的作品重新受到重视, 基督教自身的教义、历史和伦理观通过文学的形式得到表现, 同时教堂的装饰艺术和圣餐仪式中的音乐也显示出一种创造激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 查理曼大帝于公元768年登基时, 圣餐仪式所用的祈祷书极其混乱。加洛林王朝建立之后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使查理曼大帝得以召集学者, 根据罗马的祈祷书对不同的文本进行严格校勘, 同时还下令重新编定和阐释拉丁文《圣经》。这样一来, “衍文”的创作得到了更多合法空间。 罗马教会方面似乎也并不坚决反对为圣餐仪式增添新的音乐和词句。据说公元9世纪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