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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辞学困境论的反思 中国现代语言教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高尚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修辞困难理论开始出现在语言学术界，影响不大。自今年初以来，识字困难理论在语言学术界的内外发展趋势中达到了顶峰，也影响了一些研究者的信心。如何看待困境论?困境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困境论对修辞学发展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何?学术批评应遵循的原则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关注、思考和讨论。 一、 修辞研究的困境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代初, 出现了修辞学困境论, 这主要来自上海和江西修辞学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 以上海的刘大为、胡范铸和江西的姚亚平等学者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困境论影响不是很大, 但却是困境论的源头, 从那时候开始几乎没有停止过。 1987年10月29日至31日, 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和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刘大为提交的论文是《修辞学的科学化》。“这篇论文的中心是谈修辞学的科学化问题。他认为, 修辞学至今没有走向科学化, 仍然停留在修辞术阶段。”367(本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下同) 1989年姚亚平在《江西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了《中国修辞学的困境与任务》一文, 认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已陷入困境之中”。1996年他在《中国当代修辞学》一书中继续写道:“自80??8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国修辞学开始跌入低谷, 陷入困境。” 对此观点, 袁晖的回应是:“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大量的事实证明,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不仅在数量上, 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 其成果是大大超过了80年代中期。许多重大问题的研讨和攻关都是从80年代的初中期以后进行的。学科成果出现了集中的、成组的态势, 队伍也根据课题研究的方向很自然地组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研究群体。汉语修辞的理论研究的著作绝大部分都出版于80年代中后期以后;修辞格研究, 特别是过去一直研究得很少的篇章修辞、词句修辞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风格学、语体学和汉语修辞学史接二连三地出版, 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怎么能说修辞学‘跌入低谷, 陷入困境’呢?”441-442 与姚亚平观点相近的是胡范铸, 1998年胡先生在《修辞学习》第1期和第4期先后发表了《论中国修辞学的当下处境》和《再论中国修辞学的当下处境》两篇文章, 认为中国修辞学在20世纪的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而到了九十年代, 尽管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拥有过如此之多的修辞学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 但修辞学研究却明显地在大幅度萎缩:研究者队伍在缩小, 研究论著的产量在减少, 而修辞学研究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更在大幅下降。” 胡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研究现状充满忧思, 中国修辞学如何走出困境?在《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的结尾写道:“要走出这一困境, 今天的修辞学者不但应该根据社会中心话语的变迁而及时调整我们的学术聚焦, 以空前的热情去关注大众传播、经济、法律……生活中的语言问题;而且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 先体验生活, 再阐释生活, 以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这样, 修辞学也许才能走出‘自言自语’的境地。” 如果说刘大为、姚亚平、胡范铸等学者是这一时期修辞学困境论的代表, 那么与此对立的则是对修辞学满怀希望的乐观论。这以袁晖、宗廷虎、曹德和等学者为代表。 对于上世纪末修辞学界内部出现的困境论不赞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袁晖, 还有曹德和, 他在《修辞学习》1999年第5期的《1949～1999:汉语修辞学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做了如下回应:“有人说, 现在修辞研究在走向低谷。从表面上看当前的修辞研究确实不如早些年热闹。但事实上没有哪个修辞学者在睡大觉, 相反他们在勤奋地学习, 在更加拼命地工作, 在不断地推进深化自己的研究。80年代以后, 冲破结构主义樊篱, 修辞学发展前景显得无比广阔。开辟新领域, 探索新课题;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旧课题进行再研究;发扬“学”与“术”的并重传统, 面向现实生活, 为大众服务, 为改革开放服务:修辞学者面前有做不完的事情。修辞研究不存在理论和方法的匮乏问题, 更不存在资源和课题枯竭的问题。为修辞学前途担忧甚至自轻自贱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袁晖和曹德和是用事实直接反驳困境论, 间接表达了对中国修辞学的乐观评价和预测, 那么上海学者宗廷虎则是用直接和间接交替的方式表明了他对困境论的否定, 他是典型的乐观论的代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他用一部部修辞学史学著作的相继出版,1直接展示了中国修辞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用事实说明中国修辞学处于发展繁荣的历史阶段。其二他用系列论文表明了自己对修辞学进入新世纪的乐观预测, 间接否定了困境论。1995年宗先生在《修辞学习》第2期和第5期先后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