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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描述性代表辩护 为描述性辩护 描述性代表(也称为镜像代表，mirrorrepresentation)是这样的一种主张，认为政治代表与被代表群体的特征应该保持高度相似性或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立法机构中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与某个公民群体具有相似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就在立法机构中得到了代表。这与实质性代表主张的以公民参与选举，即使当选者在个人特质上与他有显著不同，他仍然得到了代表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描述性代表的支持者甚至还声称“理想的议会应该是社会整体按比例的完美缩影”，以使它的思想、感觉、理性和行动与民众保持一致，使不同族群、阶层的价值、意愿和利益得到最好的表达。这种主张也向来被视为比例代表制的源头，因为比例代表制要求议席分配与不同选民群体的支持保持数量上的相应比例，以确保社会各阶级和阶层都能够在议会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使政权不被某一阶级、阶层或政党长期垄断。同时，在争论涉及性别歧视、语言、民族或种族矛盾等问题上，描述性代表还为声称少数族群权利的群体代表权(grouprepresentation)提供理论上的有力支持。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描述性代表可以代替实质性代表而成为民主代表的标准模式或一般性理论(thebaselinemodelofrepresentation)，因为纯粹的描述性代表因过于强调代表与选民群体的相似性，不仅难以充分保证代表能为选民的实质性利益而行动，也无法为代表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预留可能的制度空间。在民主实践的大多数情况下，代表对选民负责并不取决于代表与选民的同质性特征，而是取决于代表所做出的创造性立法行动、取决于代表在凝聚共识上的贡献力和优秀的社会治理能力。描述性代表因其难于确立公民的民主授权(mandate)与代表的政治责任(accountability)上的有效统一，使得其价值长期以来被主流的民主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低估或忽视了。本文所要做的是在当代多元文化与族群的语境下，探讨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仍然需要捍卫描述性代表的价值优势？在何种意义上，描述性代表可以做到让少数族群的正当利益或要求被合法倾听，从而有利于矫正其由于历史或现实的不利因素所带来的不公正对待？一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描述性代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群体权利的代表要求，其基本观点是代表与被代表者应具有同质性，强调代表应该是他们所属群体的一员或所属群体的典型，如在移民色彩浓厚的美国，国会中的亚裔议员代表亚裔选民等。当然，这种同质性不仅表现于肤色等外部特征，还可以是基于共同的生活或历史、文化或传统等内部特征，如在中国有从事农民工经历的人大代表被视为农民工群体的典型，在美国由印第安土著议员代表印第安人，等等。 其实，类似的主张还出现在不同类型的选举之中，如大部分国家规定其领导人必须是本土出生的、有一定居 住年限的本国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才能增强对我们的利益忠诚度”。总之，以描述性的内部或外部特征来焕发和激励代表对所属群体的忠诚是描述性代表的根本属性。追求代表的描述性特征在民主的多元文化族群国家中尤为明显，各种为争取群体代表权的社会运动甚至成为引发政治冲突与民族分裂的主导性诱因之一。这不得不需要我们重新检视作为描述性代表的支撑理由之一的群体权利主张的重要性，其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要不要赋予特定群体成员以特殊群体权利。为什么要，为什么不要？何种意义上可给予，何种意义上不可给予？在流行的民主理论中，基于群体权利的描述性代表似乎没有获得多少支持，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民主社会并不需要一种支持群体权利的主张。极端的反驳理由认为，“没有谁会认为智障人群体应该由智障人来代表他们”，况且“仅仅强调与选民拥有身份的同一性，并没有触及代表本身的行动”。这些理由也被长期以来研究妇女和黑人议员的实证研究者所关注和证实，戴蒙德(IrenDiamond)指出妇女代表并不认为她们仅仅为女性而行动，她们甚至不把自己看做是女性利益的代表者。也就是说，妇女代表与支持女性的实质利益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斯维恩(CarolSwain)发现，美国国会黑人面孔的增加并不一定能给非洲裔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切实利益。当然民主理论家更为担心的是倡导群体权利会威胁到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在这方面，长期的专制主义被压迫经验的确有很大说服力，倡导群体权利容易当成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好借口，因而人们普遍认为，民主社会中“个体的首要性”应得到坚守，只有个体才是权利的正当所有者。 这种简单的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两分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其理由在于民主的首要价值是捍卫公民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任何民主宪法都无一例外地声称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而不论他是来自何种阶层或族群。而承认有群体差别的权利似乎更关注群体而不是个体的生存状态，不少学者认为任何附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倾向的群体权利主张都容易威胁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