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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忠恕之道的人文精神 一 “忠”“宽恕”“善”为人 儒家思想的内涵复杂、丰富、多变，与“仁”的核心密不可分。孔子把“忠恕”视为“仁之方”, 故《论语·里仁》中记曾子之言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 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道德法则, 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忠恕”的内涵。《说文解字》云:“忠, 敬也。从心, 中声。”《论语·雍也》云:“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忠者, 心无二心, 意无二意之谓。从其字形上看, “忠”为“中心”, 中人之心, 尽力为人谋故为忠;有仁德的人, 自己想成功首先要使别人也能成功, 自己想被人理解, 首先要理解别人。《楚辞·离骚》云:“羌内恕己以最人兮”。汉代贾谊《新书·道术》云:“以己量人谓之恕。”王逸《楚辞章句》云:“以心揆心为恕。”许慎《说文解字》云:“恕, 仁也。从心, 如声”。从其字型上看, “恕”为“如心”, 如人之心, 也就是宽仁之道, 通俗来讲就是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得到的, 也就不要强加于人;自己不想要别人如何对待自己, 也就不要如何对待他人。换句话说, 将心比心, 依据自己的判断感受来推及他人的判断感受, 从而对他人行善, 即为“恕”。可见, “恕”是古人道德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 也可以说是古代的人道主义观点。 “忠恕”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一般是二者联用, 朱熹有言:“尽己之谓忠, 推己之谓恕。” (《四书章句集注》) 因此, 尽己之心和推己及人就成为儒学“忠恕之道”的经典解释。但近代学者冯友兰、杨伯峻等人则认为“忠”“恕”相通而有别, 并立而存, 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所谓“忠”, 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 是积极的一面;所谓“恕”, 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 是消极的一面。“忠”“恕”并立而存但确不可分, 因为仁与恕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甚至立人、达人就是仁道推之于外的结果, 是恕德的实际构成。 儒家忠恕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伦理规范。在“忠恕”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忠君”思想一度陷入愚忠的误区。宋朝理学家将“三纲五常”提升到了“天理”的层次, 并将效忠君王作为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背离了儒家的原初精神。宋朝理学家所倡导的忠君思想是忠于一家一姓的奴性小忠, 着眼于君臣党派的政治私利而非国家民众的长治久安, 与儒家以人为本、立王为民的仁爱思想已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地看, 孔子贵“仁”, 以“爱人”为恕道之外在前提, 这与孔子恕道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春秋时期, 战乱频繁, 政局动荡,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加之生产力发展的带动, 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旧的礼乐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神的地位受到冲击, 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故“爱人”中首先确定了个人的人生方向, 严于“君子”和“小人”之辨, 以培养“君子”品格为目标, 在此基础上倡导推己及人, 才能真正重塑社会礼仪。虽然仁学不免带有家族社会的狭隘性和等级性, 但爱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和道德精神已经得到社会公认, 深入人心, 化为一种稳固的道德标准而不可动摇。P61由“爱亲”到“爱人”, 再到“泛爱众”, 孔子对行仁之方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规定, 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己”“人”关系的恕道思想当是孔子对传统伦理思想的一大推进。 孔子学说中的己人关系表现为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这也是儒家恕道思想的内在原则。首先, 在处理“己”“人”关系问题上, “己”作为行为的主体, 发挥着主导作用, “恕道”作为为人的准则, 就是要做到“尽己”。因为“己”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 一个人自身道德素质的好坏往往制约和影响其行为的道德结果。一个人如若自己都没能做到, 怎能推及他人?如若没有严格约束自己, 没有优良的品质, 推及他人也只能适得其反, 造成负面后果。孔子自始对修身就看得极为重要, 以修身为本, 以本统末, 以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卫灵公篇》载:“忠, 尽己也。尽己之理而忠, 则以贯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 则以贯天下之情。推其所尽之己而忠恕, 则天下情理无不贯也。”由此可见, “忠”“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二者相辅相成。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忠”理解为忠诚、尽心, 所谓恕道与忠恕之道并无太大异义, 即忠诚、尽心的践行恕道思想, 推己及人。 在儒家的伦理视域中, 尽己修身是实现恕道思想的必要前提, 但是人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 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在人际交往中懂得推己及人显得更为重要。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上》) 在孟子看来, 当万事万物都已经具备于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