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内卷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docxVIP

? ? 农村教育“内卷化” 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 ? ? ● 戴红宇 “内卷化”作为一个人类学、经济学概念进入教育研究领域后，由于其与农业、农村的直接关系，成为解释农村教育①发展滞后的一种理论视角，认为农村教育的困境在于进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阶段。“内卷化”作为一个跨界的学术概念和热门的社会词语，以“内卷化”来解释农村教育发展困境表达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现实关怀。然而，农村教育“内卷化”对农村教育低效益、发展路径锁定的解释，忽视了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基本事实，使得这一命题存在逻辑上的误区。而且，以“内卷化”解释农村教育的现实困境并尝试以“去内卷化”来解释农村教育的发展可能时，还会给农村教育现代化进程带来潜在的危险。 一、农村基础教育“内卷化”的基本内涵与前提 “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旨在描述一类文化模式达到某种最终形态后，既没有办法让这种模式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到新的形态，只能不断地在内部精细化、复杂化。[1]这一概念后来被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引申到对爪哇农业生产状况的分析，认为爪哇农业发展形成了“劳动力填充型（labor-stuffed）的农业模式：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我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2]至少在这里，“内卷化”并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其主要表达的是在外部扩张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输入而使内部精细化、复杂化的过程。此后，黄宗智在《华北小农》中将“内卷化”概念用于解释华北小农生产的“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并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进一步将其界定为“无发展的增长”[3]。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内卷化”的意涵更接近于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的“自我剥削”，而与“自我战胜”的相关度似乎更低。其后，郭继强基于刘世定、邱泽奇的“内卷化”概念辨析，认为“内卷化”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锁定”，是“经济主体通过‘内卷化’将劳动力投入的决策锁定在边际产品价值和平均产品价值等于生存工资的最小值中”，[4]是在不断复制旧有发展体制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效益低下。这种规模扩大而效益低下的引申，也见于杜赞奇以“内卷化”解释中国乡村政治治理的著作中。[5]可见，“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农业发展的概念，至少呈现出“自我战胜”“自我剥削”“自我锁定”三种意义泛化。 当“内卷化”用于解释明清时期我国小农生产模式尚且受到质疑时，其已经被迅速引入教育研究领域，用于说明某种教育发展模式的低效、重复与内耗，如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较强的发展吁求”与“发展成效不明显”[6]；以及在特殊的教育传统规约下、在较强的体制形塑中而形成的具有极强时空复制特征的学校发展样态[7]。而顺着农业发展水平低下的解释思路，其也被用于解释农村教育发展滞后问题。“内卷化”正式进入农村教育领域后，有学者认为其可以作为一种农村教育研究的新视角，提出农村教育“在发展变革过程中难以突破的困境”除了“城乡断裂”外，更复杂的原因在于“农村教育自身存在的‘内卷化’问题”，并提出农村教育在教育功能、培养目标、改革方式上存在“变迁中所存在的过去和现在的密切关系”的现象。[8]而造成农村教育“内卷化”的原因是“由于外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支持性不足和缺失，或者由于城市教育的压倒性强势，……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无法超越的机制壁垒”。“内生型内卷”与“外烁型内卷”导致了农村教育“发展效能十分低下”。[9]也有研究认为在“多重制度性因素的累积影响”下，农村教育“内卷化”进一步表现为“无公平的低效化、无发展的形式化、无创新的固维性”。[10] 在此，农村教育“内卷化”在内涵上已经是对前述农业“内卷化”的进一步引申，其主要指向农村教育的“低效益”。但在农村教育“内卷化”的相关探讨中，很少对农村教育何以是“内卷化”的进行说明，其所依据的主要逻辑链条大致上可以归纳为农业是“内卷化”的，故而农村是“内卷化”的，进而农村教育是“内卷化”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内卷化”的表征中得出假定的逻辑前提是：（1）农村教育已经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发展效益存在问题；（2）农村教育仍然是旧有模式的复制锁定，发展路径存在问题。 诚然，这些研究认识到农村教育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并表达出深刻的担忧。但是将农村教育问题以农村教育“内卷化”的命题提出的时候，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农村教育发展滞后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指向的是不同范畴。特别是“内卷化”逐渐成为乡村教育的解释工具且演变为批评工具时“，自我战胜”与“自我剥削”的内涵被隐去，而强调“自我锁定”，其逻辑前提就更值得剖析。如果其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那么给农村教育发展带来的很可能是危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