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纪实与真实问题研究之述评.docxVIP

? ? 新世纪以来“纪实与真实”问题研究之述评 ? ? 陈 树 超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一、 问题的源起及其复杂性 纪录片的理论研究一直伴随着关于真实的种种争议，纪录片的理论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纪实与真实”的问题史。一方面，纪录片有别于剧情片和动画片，是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倾向“真实”的影视形态，这本身就喻示着人们对纪录片这种形态的某种期许；另一方面，纪录片特有的相对稳固的形式特征不仅使其具有较高辨识度，而且似乎也在严肃宣称着它特有的美学允诺：“虚构影片可能只是让我们悬置‘怀疑’(观众把它所营造的世界当作合理的来接受)，而非虚构影片则往往想迫使我们相信(观众把影片中的世界作为真实的世界来接受)。”[1]对于观众来说，正是这种被默认的“期许”和“允诺”让他们不假思索地随口说出“看纪录片是因为它真实”。然而对于纪录片的研究者来说，纪录片和“真实”的关系却十分麻烦。词在长期的语境切换中会产生新的所指，内涵更为含混复杂，应当结合理论发展史严肃、详尽地析出“真实”一词在纪录片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思想负载，因为纪录片理论话语中的“真实”在不同的时代被长期言说，这使它远远不同于普通人随口说出的“真实”。所以，对21世纪以来我国学界有关纪录片与真实问题的讨论做一番梳理是有必要的。 与其他艺术门类关于“真实”的讨论相比，纪录片与真实关系的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且特殊，是因为这个问题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在较长的时间内与纪录片本体问题纠缠不清。首先，在电影理论史上，影像本体理论的观点多元且相对均衡：有侧重电影光影艺术性的(德吕克与法国“印象派”)，侧重影像组合的形式构成的(法国先锋派和苏联蒙太奇学派)，侧重纪实与现实的(巴赞和克拉考尔)，侧重电影符码系统的(麦茨的电影符号学)，侧重影像和思维同构生成性的(德勒兹)。然而，纪录片由于“非虚构”的要求，其本体理论却无法抛却“真实”而展开：有意识的纪实观念从格里尔逊开始，他明确提出应将对真实的追求作为纪录片创作的首要原则，在本体意义上使纪录片与真实建立起联系，但他在把自然素材看得很重要的同时，又强调构成。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同样强调摄影机可以记录“真正的现实”，但他所谓的“电影真理”又高度重视蒙太奇的作用。美国的直接电影对“真实”的理解是强调电影的旁观倾向；法国的真实电影对“真实”的理解则是强调电影的介入，当然还有后现代主义纪录片所理解的“强行制造”[2]的真实。在不同的时代，不管纪录片本体理论从哪个角度展开，创作方法千差万别，却都紧紧围绕着“真实”来创作，这一点与电影本体理论很不同。“文革”之后关于中国电影真实的讨论主要是对巴赞纪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解的争议，这一问题的讨论持续时间不长，范围有限。而纪录片与真实的问题讨论却没有中断过，并且伴随着纪录片的发展，不断渗透至纪录片的其他理论问题之中，这是由“真实”和纪录片本体剪不断的关联所导致的。其次，纪录片的一端连接着艺术，另一端连接着社会。纪录片较强的社会属性来自其对素材选择和“非虚构”的要求，其艺术属性则源自于它的素材加工方式。一方面，这使纪录片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复杂，很多学者提出的纪录片“审美意义的真实”以及对“艺术真实”的沿用正是基于纪录片的艺术属性，但却无法凸显纪录片的真实在感知层面的侧重，并且也失之笼统；另一方面，“非虚构”又不排斥“构成”之“真实”，这也自然使问题的讨论带有更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通过何种方式达乎“真实”讨论的背后却有着争夺纪录片“真实”之解释权的意味。现实主义文艺观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力使得我国学界在对纪录片与真实问题格外关心的同时，也曾制约了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深入。 在今天来看，纪实肯定不是真实，但却不能说与真实无关。这句话的后半句使得纪录片的诸多理论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并且不同的观点背后有着各自或隐或显甚至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立场。这个问题似乎成了一桩悬案，虽然明确嫌疑人，却依然争议重重，无法结案。纪录片每一次发展演变似乎都无法绕开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讨论。 关于纪实与真实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展开，2000年之后的讨论则明显更为深入且复杂。第一，从创作上来说，在90年代初的“冷静纪实”潮流中，出现了《望长城》等解说串连式的纪录片，在这里，纪实与真实问题的背后也有着对纪录片在市场中生存问题的担忧。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加深，动画、数字影像等非摄影影像与摄影影像在创作中的交叉也给纪录片带来冲击，这些使纪录片与真实的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讨论空间。第二，从理论上说，90年代的理论话语依然明显体现出西方理论冲击的余波影响，对纪实的探讨具有浓重的巴赞色彩；而2000年以后，随着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反思更加深入，对待西方经典电影理论的态度也更为冷静，西方纪录片理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