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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中黄春明作品的人文关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收集了11种黄春明小说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界争。2001年3月,收入31篇作品的三卷本《黄春明作品集》又在大陆出版,使我们有可能更全面地了解黄春明的创作风貌。 一、 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广大农村仍处在贫穷与落后之中。60年代中后期,台湾社会迅速从自然形态的农业经济向带有浓厚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不仅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所挤占,大批廉价劳动力被迫离开农村、土地,而且,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都市文明也通过小镇侵入农村,使得染有浓郁乡土色彩的传统观念也面临崩溃。黄春明用手中的笔,为这一转型,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文学写照。 有人眷恋土地,如《青番公的故事》1。写老一辈农民吴青番,已70多岁了,对土地、对庄稼,对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有着深深的眷恋。尽管,他一心想把土地和战胜自然灾害的经验都传授给晚辈,但年轻一代早已不再安心于土地了,所以对他的经验全无兴趣。这使他伤感,使他无奈。有人固守传统,如《溺死一只老猫》写79岁的阿盛伯,带头反对镇上的人在他居住清泉村修建游泳池,发展游泳业。理由很简单:不仅会破坏原有的风水,而且游泳的人“只穿那么一点点”,“不是教坏了我们清泉的子弟吗?”然而,这种带有迷信、保守、落后成分的反对理由在现代文明、商业利益的冲击下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其不顾一切地拼死反对终属徒劳。 既然这种转型的进程不可阻挡,于是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小人物们只好设法去顺应潮流,在苦苦挣扎中求取生存。比如《锣》中的憨钦仔,本是个打锣人,包揽着“整个镇上的宣传生意”。但在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他的打锣被装有扩大机的三轮车所替代,由此陷入无法解脱的生存困境,不得不与罗汉脚们混在一起,靠着帮人家办丧事混口饭吃。又如《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脸上涂抹“粉墨”,头上戴顶着羽毛的“圆筒高帽”沿街做广告。对他而言,“引起人注意和被疏落”“同样是一件苦恼”。 显然,上述作品都是对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不过,出自黄春明之手,已然带有他的特色——着力开掘身处底层、逆境的弱势群体所蕴含的美好人性。他说过,“从任何社会的秩序的表面来看,好像穷人扮演了最讨厌的角色,私娼、贩卖人口、偷窃抢劫、肮脏、无知等等,干尽了所有的坏事。所以很多人直觉的就讨厌穷人。有了这种直觉的对穷人的厌恶反应,对穷人的问题也就不加思考了,并且肯定的认为,穷人是自甘堕落的。”但作者是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的。他的作品验证了这一点:无奈中的青番公,仍寄望于7岁的小孙子,其对世袭相承的生活观念、生产经验的坚守,不失浪漫。沦为妓女的白梅(《看海的日子》),用生孩子、做母亲的方式,反抗屈辱命运,显示人性高洁,亦令人尊重。至于失去工作的憨钦仔,更是不为逆境所屈,尽力维护所剩不多的那点自尊。尽管弱者对于自尊的维护,往往不得不采取扭曲了的方式,如:自欺、自贱、自我安慰等,并与虚荣心、嫉妒心交织在一块儿,但无论如何,他要维护自尊的努力总是可贵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自尊是不可或缺的。 应当说,这种开掘是深刻的。仍以《锣》为例,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憨钦仔的人生悲剧。之所以说是悲剧,不仅是因为他虽努力工作,却仍丢了差事,以至发生生存危机,而且也在于他笔下的人物虽然自尊,但其维护这自尊的方式却是畸形的、徒劳的。因为失业对憨钦仔来说当然是灾难、是不幸,但用装有扩大机的三轮车代替他的步行打锣,毕竟是社会物质文明的一个进步。因此,即使憨钦仔不曾出言无状,触犯官厅,其打锣的饭碗仍是端不牢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憨钦仔们的悲剧就是必然的呢?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必然的。说不是,是因为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成员理应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如果社会制度合理的话。尽管,小说没有沿这一方向继续深入开掘,但他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仍是促人深思的。 二、 关注、曝光与民族解决 《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是随着工商化的进程,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另一方面,由“保钓运动”激起的反帝民族情绪也日益高涨。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与作者的迁居台北,黄春明对社会、对文学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小说取材与创作倾向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不止于以往的悲天悯人,更把创作的重点转为对都市社会弊端的揭露、国民奴性的针砭和民族命运的关注。 在这些作品中,进城打工农民陷于窘境的命运被关注:无论是阿力、旺根(《两个油漆匠》)还是其他跑离家乡的年轻人,他们从事的是高危性质的工作(在十七层楼高的脚手架上刷漆),领到的却是最为低廉的工资。于是思乡——在刷漆时不停地哼唱家乡的歌,但又止于思念。因为山乡既穷,种田没有出路;又“不可能有钱,不可能有钱就没有脸回去”,于是依然留城,然而城市对他们来说,更是冷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