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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火耗考 一、 “火耗”的意义 在明清时期，所谓的“嫉妒”主要是封建政府在征收税收时增加的税收，以弥补实际损失的余额。“火耗”之名,始见于《元史》1,而“火耗”之征,则盛于明中叶行一条鞭法以后。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政府日益趋于对人民征收货币赋税,实物赋税逐渐演变为“折银”。《清朝文献通考》卷三曰:“盖由本色变而折银,其取之于民也,多寡不一;其解之于部也,成色有定。此销鎔之际,不无折耗,而州县催征之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其折耗之数。”其实所谓“补其折耗之数”,至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州县官见此有空子可钻往往趋机多征“火耗”,于是弊窦渐生。州县官“借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重敛于民,以饱已之私囊。追至明末,加征“火耗”增至占正项赋税的50%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沉重的加征,负担并不均平,“大率取之乡宦者少,取之编户齐民者居多”。2因为乡宦富户,田连阡陌,缴纳赋税往往是数两、十数两之整数,“火耗”则轻而庶民地主和自耕农仅有数亩田产,缴纳赋税仅是畸零之数的散碎银子,故“火耗”奇重。况且,乡宦富户,小之州县官不敢惹他,而无势依靠的自耕农,“虽多取之,不敢言也”。另外,州县官除了将“火耗”银纳入自己腰包之外,还将其中一部分以“常例”(又称“规礼”)之名送解上司。上司收受之后,势必庇护下属。由此而官官相护,代代相因,造成弊端众生,积重难返。 入清以后,对于私加“火耗”,政府屡有厉禁,如顺治元年令曰:“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3但州县官吏我行我素,依旧私征,清政府之禁令终成一纸空文。“火耗重加,严刑勒取,百姓卖儿鬻女,日以填贪吏之谿壑而不足。”4康熙年间,情况并无好转,有些地方,如陕西“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5几乎恢复了明末的征收率。当时,魏裔介说:“天下之财,尽没于火耗,是皇上之天下,其财半入于有司也。”6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税轻耗重”的情况。7县州官私自加征“火耗”,不仅为害于民,而且导致吏治不清,公帑亏空。“州县即有耗羡,而上司官员无以养廉,势不得不收州县之傀送,……而贪取滥用者又因无所限制,借规礼之名,咨意横索,弊端种种。州县上私之用既有不敷必致加派巧取,为害于民。”④8上司既收受下属的“规礼”,自不能禁止他们的贪污行为,“州县有所藉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这样上司与下属通过私征“火耗”与赠送“规礼”而上下勾结,相互庇护。官吏由此而更为肆无忌惮,不仅横征“火耗”,而且还侵蚀、挪用公帑,造成数百余万的亏空,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正如雍正帝所指出的那样:“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9 综上所述,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州县官吏私征“火耗”,侵吞耗羡,造成了种种弊端。其弊之一,是横征贫穷百姓,敲剥自耕小农,有碍生产发展;其二是败坏吏治,怂恿贪污;其三是国帑亏空,影响财政收入。因此,倘若对州县官吏私征火耗的行为不加以制止,势必有碍清代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刚建立、巩固不久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缺乏稳固的财政基础。 二、 “火耗”之“真”与“理” 州县官吏私征“火耗”之弊端,在康熙年间已为朝野人士所议论,如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说:“害民粃政非止一端,而横征私派之弊为祸尤烈。”10在野人士沈德潜则提出改革弊端的主张:“供赋民力疲,况复增火耗。……善政利迅复,积弊期迅扫。”11此外,更有陕西巡抚噶什图子康熙六十一年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州县火耗,“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如此则亏空即可全完”12。可见,到康熙末年,人们对耗羡一事,已从揭露它的弊端,发展到提出亟须改革的要求,乃至具体改革方案的地步。 但是,要改革征收耗羡的制度,一扫“火耗”之积弊,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它牵涉到官吏的既得利益。清承明制,官吏俸禄微薄。康熙时,潘来说:“当今制禄。视前代已薄,兵兴以来,又加裁省。官于京师者,舆从衣裘,常苦不给”。13而地方官吏如不私取耗羡,往往“枵腹从公”。“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瞻其家也”。14康熙帝曾在康熙四十八年九月谕河南巡抚鹿祐曰:“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15对于陕西巡抚噶什图的改革方案,康熙帝说:“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矣。民间火耗,只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征民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则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征。加派之名,朕岂受乎?”16综观康熙帝之谕旨,可见清除“火耗”积弊之难。因为如将耗羡归公,一则是剥夺了官吏的既得利益,二则是身受“加派”之罪名。因为清之家法,视加派为最不祥之事,故使执政之君不得不有所顾忌。这样,颇有作为的康熙帝对处理耗羡一事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