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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制度演进与经济绩效基于交易费用的分析 一、 制度演进对交易费用影响的制度设计尚不完全 作为一个新维度，该系统的设计在经济分析的各个方面中得到了广泛的介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绩效。但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交易成本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较高。Wallis和North (1986)对美国的数据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1870～1970年间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26.9%上升到54.1%。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自1870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完善,而其交易成本比重不断增加的结果显然不是人们对制度完善想当然的预期,而Dolley和lenong(1998)、Ghertman(1998)、Dagnino Pastore和Farina(1999)等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这一矛盾存在的普遍性。 Wallis和North(1986)把引起美国近百年交易成本比重的上升归因于:(1)专业化和城市化使非人格化交易增加,签订和执行合约的费用变得越来越重要;(2)关于生产和运输技术变革对交易服务的影响;(3)运用政治制度重构产权的费用不断下降,交易费用被转嫁到其他经济部门。但Wallis和North(1986)的这一解释没有解决人们对制度演进降低交易费用的理论预期与实证结论相悖的困惑。专业化和城市化及生产和运输技术变革在导致交易费用上升的同时,也会直接导致交易规模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引起生产性产出和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这一解释只是模糊了讨论的视点,而没有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演进的关系。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未必必然地导致交易费用的转嫁,1由美国联邦财政部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联邦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3.1%上升到1970年的29.1%,在扣除军事支出后与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制度演进降低交易费用命题的正确性。有学者认为分工和制度互为因果,认为分工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而正因为分工导致的生产力提高使社会有可能承担高交易费用的制度成本(E·G·Furubotn,R·f Richter,2000)。甚至干脆直接认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并不是“制度”,而饲“技术”,制度的真正功能只是去适应变化了的交易费用,而不是去改变交易费用的构成和数量(赵磊,2006)。其实,这种质疑存在的缺陷与Wallis和North的专业化分工说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也有学者试图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给两种相互对立的结论以一致性的解释,如卢现祥(2005)的交易规模报酬三阶段论。当然,该理论尽管在形式上能较好地自圆其说,但没有考虑到制度因交易成本的规模报酬下降而相应地调整的可能性,潜在地否定了制度演变缘自节约交易成本的内在动力,因而,和交易费用技术(或分工)决定论在内在逻辑上是毫无二致的。 制度的演进真能节约交易费用吗?如果不能,其又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直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未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一方面,张五常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张五常认为“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少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张五常,1985),但他同时也承认“发达国家的交易多数超过50%”(张五常,1985),甚至认为香港的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高达80%(张五常,2000)。 鉴于交易成本、制度演进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基本的问题,解决其理论预期和实证结论相悖的困惑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要求。本文试图在进一步理清交易费用的概念基础上,分析制度演进对经济绩效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二、 交易费用:制度效率抑或效率 科斯最初是出于对主流经济学把价格机制看成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一倾向的质疑而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利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客观地说,科斯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概念和制度及制度演进联系起来,而这一发现也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理论界真正开始关注交易费用问题始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鲜题》一文的发表,文中科斯明确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发现相对价格、谈判签约和督促契约履行等方面,并用以阐述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的思想。文中科斯直接毖资源配置的效率与产权安排联系起来,并已意识到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企业间运用价格机制的摩擦就小,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低,而这一思想也成为以后关于制度演进问题研究的理论源头。 但科斯局限于定价机制的交易成本概念是不完整的,仅仅从发现相对价格、谈判签约和督促契约履行的角度去比较效率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阿尔钦和德姆塞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