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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号街车》女主角悲剧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位在20世纪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的文学巨人，美国现代剧作家田纳西威廉（田纳西威廉）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该剧为他赢得了3项戏剧界大奖:普利策奖、唐纳德森奖和纽约剧评奖。剧中的女主角布兰奇·杜波依斯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欲望号街车》给我们讲述了一位美丽女子布兰奇的凄凉故事。布兰奇身出名门, 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举止优雅, 仪态万方, 本应是理想中的南方美人。然而, 事与愿违, 布兰奇偶然发现她深爱的丈夫与一名老年男子关系暧昧。不久, 丈夫开枪自杀。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忧伤和报复压制人的传统, 布兰奇开始了她畸形的反抗———与人厮混, 在家乡臭名昭著。最后, 因被发现与她的学生有不正当关系而被逐出校门。 先后失去了赖以维系生存的一切———父母、丈夫、工作和祖宅, 布兰奇走投无路, 只好去新奥尔良投奔她唯一的亲人———妹妹丝苔拉。为了追寻自己的生活, 十年前丝苔拉就离开家乡, 如今和退伍老兵史坦利生活在一起, 租住在新奥尔良一家破旧的公寓里。妹夫言谈粗俗, 男性主导观念极强。他看不惯布兰奇的矫揉造作、故作高雅, 认为她不过是和他一样有着极强物欲的动物。布兰奇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威胁了史坦利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及他和丝苔拉的夫妻关系。为了一次性地驱逐布兰奇, 史坦利对她进行了毁灭性的报复。从怀疑、查证、揭露和施暴, 直至被推向幻灭和 (精神) 死亡的深渊。布兰奇最终失去了摆脱龌龊生活、追求新生的机会。她历经磨难, 饱尝美国南方旧文化———典型的父权文化给予她的苦难。由于男性强加于其身的所谓“规矩”的误导和来自现实社会的威胁, 布兰奇沦为现代社会中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尽管威廉斯本人从未谈及他受到任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 但是, 他在剧作中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同情和关切却是显而易见的。从《玻璃动物园》 (1945) 、《欲望号街车》 (1947) 、《夏日云烟》 (1948) 、《玫瑰琼纹》 (1951)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1955) 到《髭蜥之夜》 (1961) , 这些剧作阐释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界定的公式化了的角色:贞女、母亲或妖女。但是, 威廉斯本人从未如此界定女性。相反, 他致力于揭露父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屈从地位的形成过程并显示了对她们的同情和关切。威廉斯本人把《欲望号街车》的主题阐释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野蛮势力强奸了那些敏感、温柔和优雅的人。”威廉斯作品中的这些女性气质使他深受女性读者和女权主义者的欢迎。正如南开大学李莉认为, “他 (威廉斯) 下意识地运用了女性主义文论。”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有许多流派和分枝, 笔者主要采用了社会学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该派致力于从女性的经历、所遭受的压迫和妇女史来分析和研究女性。他们认为, 有关妇女的传统看法是无效的, 因为它们建立于男权社会制度下带有偏见的理论之上。那些陈词滥调往往把女性置于由男性界定或规范的角色并认为女性天生劣于男性。因而, 女性总是处于不利的社会制度之下。这种社会制度总是贬低女性, 抬高男性。结果, 女性就处于西蒙·波娃所描述的“第二性”的地位:她们是男人的镜子, “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 她们唯一的作用便是满足男性的需求。先是屈从于父亲, 婚后便被转交给丈夫, 决不允许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而且, 由于长期受父权文化的熏陶, 妇女逐渐接受并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 经济和精神上都极度依赖男性, 弗吉尼亚·沃尔芙把这类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 布兰奇就是这样的女子。她饱经忧患, 既深受美国南方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 又深受现代社会中男权专制的压迫, 沦为父权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 布兰奇囿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不能自拔, 这是酿成其悲剧的根源。最早指导该剧的著名导演卡赞指出, “她 (布兰奇) 的问题在于传统———她自认为妇女应该怎样。她沉溺于这种‘理想’, 这就是她, 她的本我。她只能这样, 否则她就无法生存。”著名文学批评家科恩和阿德勒分别认为布兰奇是“南方美人”幻想曲和旧的南方妇道观的牺牲品。布兰奇出生在“美梦”庄园, 和别的庄园一样, 男人是这里的主宰, 妇女完全依附于他们。为了取悦男性, 她们既要温文尔雅还要会适时地卖弄风情。“完美的”妇女应该是被动的、驯服的和没有自我的。布兰奇就是这样, 她自觉地依据男性价值标准要求并规范自己。她的服饰、举止、言行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身着白衣, 谈吐斯文, 待人有礼, 布兰奇俨然南方美人再世。不仅如此, 她还推崇虚伪的妇道观。布兰奇想当然地认为, “女孩子的魅力百分之五十靠幻觉”, “男人不在乎唾手可得的东西, 他们很快就没了兴致, 尤其是年过三十的女孩子”。她还自作聪明地遵循所谓的法则———“女士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