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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诞的世界里行动 前不久，我和魏烨吃了顿饭，距离我们上一次吃饭已经过去了半年。这半年内，他因为旧疾复发，从此与酒和辛辣的食物绝缘，换过一次工作后，原本进展顺利的项目突然间推翻重来，回到原点。算起来，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碰小说了。 我多少能够理解他的处境一一这当然基于一些我们的共同之处：都来自南方小城；都不怎么善于同别人打交道；就算平日里更喜欢待在自己的空间里，对于自己究竟想在大城市实现什么并不那么明晰，但仍然受不了家乡那种人际稠密的窒闷气息而宁愿留在生活压力更大的北京或者上海;不能狗算是毫无写作经验，但是仍时时陷入困惑；时而会忽然间对小说丧失兴趣，但兜兜转转一圈又觉得，即使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写小说仍然是一件值得继续去坚守的事。在研究生入学面试那会儿的简短交谈中，我们还不那么了解彼此之间这些共同点，但它们成为了之后我们所有对话与讨论的基础。 自然，得益于室友关系，魏烨跟我之间，发生过不止一次关于小说的对话，这些对话发生在去食堂的路上，发生在饭桌上，发生在两张书桌形成的对角线间，也发生在睡前的短暂时刻，黑暗中，那些话语似乎漂浮在室内空间的某个角落，像絮尘，等待再一次归整、聚拢、重组，成为一场新的讨论。 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感谢读研为我们赢得的这段时间，一段似乎只为了写作、阅读、讨论而存在的时间，不受外界事务的侵扰、因其纯粹而注定要在生命中留下印记的时间。某种程度上，魏烨比我更早意识到了这段时间的难能可贵，于是他也用一种异于常人的勤奋来填满它，就算是那些他不动笔静坐桌前的时刻，从他弓背、低头、用手撑着脑袋和狂饮茶水的姿态，你也能判断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小说的思考。将这个过程加以具象化，大概是类似某种精密仪器疯速运转的场景。他还有一些自己的写作习惯，比如他更喜欢用外接键盘而不是用笔记本上那种浅浅的键盘，我猜想他大概喜欢自己打字时那种手指跟思绪一起飞起来的感觉。虽然背对着他只能让我一直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那种声音给我带来了强烈的焦虑感，跟他比起来，我始终显得迟迟疑疑、犹犹豫豫，拿不定关于小说的所有主意。 这种差别，也反映在我们的讨论当中。魏烨更容易在思考后对一个文本（无论是小说还是影像）得出清晰有力的结论，退一步讲，就是他对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作品的好坏可以给出最直接的判断，而我则时常陷在自己含混的感受中。于是，讨论成为了魏烨的主场，他一边琢磨一边不断组织语言，我在聆听的同时，会突然被他提出的某个观点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就像是堵塞在脑中的有机物突然被疏通剂分解掉了，我在他的激发下逐渐也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话题慢慢抵达兴奋区，无论最后是否能够达成一致，那都是研究生阶段最美妙的体验。已经记不清我们一起讨论过哪些电影了，它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区间带，国产文艺片、漫威和DC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恐怖片、动画片……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看美剧和电影的时刻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滋养，它们经常在讨论中被魏烨拿来与小说作类比，在他那里，纯文学与类型文学，商业电影与文艺电影，不需要被彻底地二元划分。 这正是为什么，你会在阅读魏烨这三篇小说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混杂的气质。三篇小说都创作于魏烨的研究生阶段，这其中当然不乏探索的因素，在一段可以不问任何事一心写作的时间里，尝试各种可能性，而魏烨的个人趣味，也已经充分展现在了这几部作品当中。 毫无疑问，《故居》、《热垫圈》可以归为一类，《虚度七种》属于另一个阵营，如果记忆没有出岔子的话，当时我们曾经以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将现代短篇小说分成两大敌对传统作为话题，而这两种敌对传统一一“契诃夫-海明威”模式与“卡夫卡-博尔赫斯”模式，分别被魏烨实践到了他的小说写作中，基本上他大部分作品都属于前一类，于是《虚度七种》成为了一个有趣的参照物。 《故居》遵循传统的叙事，全知视角，围绕一个最核心的事件展开，“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事件如何渐渐发酵将人逼至绝境”，带着这个疑问，如何敷陈、推衍，到达终点，成了魏烨乐于玩的想象力游戏。在他看来，社交媒体、体制内的作风，都是小说的必备要素，而人在关键时刻一些不受控制、没有根本动因的本能倾向，在某一刻似乎是最具破坏效果的“致命一击”，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只是“生活小事”，当这样的境遇差进入小说中，代表了魏烨试图从混乱人生中挖掘真谛的努力。 《热垫圈》虽然跟《故居》归为一类，却更为特别，它受到恐怖片的灵感触发，是对社会新闻的另类处理，但同时又因为“热垫圈”这一物件所奠定的气质，变成了恐怖与喜剧的杂交。叙述者的声音在当中一直试着与读者站在一起，来见证这一切，尽管他并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始终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借由叙述者声音的介入、打断，人物与时空之间的跳荡，《热垫圈》被拆分得像是一出多幕剧。而“偶然”因素对人物命运的摆弄加深了其中的荒诞感。 这里需要提一下，在我和魏烨成为室友前，他已经为《萌芽》杂志长期撰稿，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