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题旨情境与体能性适应题旨情境与得体之比较.docxVIP

适应题旨情境与体能性适应题旨情境与得体之比较 陈望道的《词典礼》（以下简称《赋凡》）和王锡杰的《词典礼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界的里程碑。这两部著作所提出的修辞理论在中国修辞学界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广泛的影响,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已经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它们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无意对两部杰作的修辞理论作全面的陈述,只想对其倡扬的修辞原则“适应题旨情境”与“得体”作以概括、简要之比较,以期有助于为之作更深入的理解和探讨。 陈先生在《发凡》中提出的修辞原则是“适应题旨情境”。他认为:“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因此“对于夹在写说者和听读者中间尽着传达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修辞现象,便是我们所谓的修辞现象。”同修辞现象有关的具体的事项自然极其复杂,但可综合概括为两点:(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借;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他十分明确而坚定地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一切修饰,都应当是适应题旨情境的结果。 王先生在《通论》中提出的修辞原则是“得体性”。他认为:“交际活动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心理的人的一种双向交流活动。交际活动中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交际主体,交际效果其实就是文化的同时、心理的价值评价。因此,修辞学具有强烈的主体色彩。”修辞学中的主体并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一个社会群体;修辞学所具有的主体色彩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群体的。修辞学的原则也应当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的价值评价;再者,作为科学原则,还应是一种最具有简单性的、高度概括性的原则。因此,他认为,不管是曾一度被当作修辞学最高原则的“准确、鲜明、生动”,还是他本人在《汉语修辞学》中提出的“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抑或是他在《修辞学新论》中提出的“语言材料的规范性和变异的适度性;信息的真实、切题、适量性;对语言环境的得体性”,都不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在王先生看来,“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度”,它归根到底,“是交际活动的主体——社会的人、文化的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价值评价,对语言材料的语言运用方式的一种主观评价,一种集体的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评价”。它“是评价话语好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决定话语表达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抓住了得体性原则也就是抓住了修辞学的要领。尤其对实用修辞学来说,得体性原则就是它的生命线,它的总纲。” “适应题旨情境”和“得体”作为语言观和修辞观都不尽相同的两部著作提出的修辞原则,二者既有一致性,也有不同之处,而不同之处则表明了王先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看得更高更远。 “适应题旨情境”和“得体”的主要一致之处在于: 第一,都强调“适应”性。《发凡》主张:“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尽管在调整语辞上,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但都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则对应写说者的心境和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即使偶然形成华巧,也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即使偶然超脱常律也应是这样适应的结果”。《通论》认为,修辞主体能够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题旨,根据不同的文体、语体、交际情况、交际对象以及表达方式的需要等等因素,选择适合该诸因素的词语,给人以恰切、舒适、和谐、很有分寸的感觉并达到预定的交际效果,这就是得体,“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可见,两种修辞原则都强调语辞对与交际有关的诸因素的适应性。 第二,适应因素的范围大体一致。《发凡》将与修辞有关的因素概括为“六何”,即“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前两“何”指“题旨”,后四“何”指“情境”,这同《通论》的“四个世界”有相通之处,同时,它不仅主张修辞要对应交际双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还要对应写说者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