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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的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 一、“两论”的创作背景 “两论”是毛泽东1937年4月至7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局部章节。《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7月份讲授的；《矛盾论》那么是第三章的第一节，是8月份讲授的。“两论”在抗大讲完之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整个讲课提纲进行了整理，经毛泽东同意，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式印发。目前保存最早的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两论”局部结构内容较为完整，根本上形成独立论文，因而又以单行本形式油印出版，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广泛流传。 “两论”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并非偶然，其产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立起来的，成立伊始既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表现出来了卓绝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既无充分的理论准备，又无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扑朔迷离的变化势态也缺乏正确的策略和应变能力。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沉重的损失。 为了挽救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及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左右倾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及时地批判，其不良影响还严重存在着。当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又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复杂势态中，国内外各种矛盾相继产生，各种政治力量锋利斗争。面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毛泽东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那么问题。如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要以一定的路线为根底，只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左右倾主义的不良影响，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两论”便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教育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认识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工作水平。发表“两论”时的题解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两论”经毛泽东本人亲自修改后重新发表。《实践论》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矛盾论》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收于第一卷末篇。 同“两论”初创背景一样，“两论”在50年代初重新发表时所作修改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形势的需要。其一，它为在建国初期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提供学习文献。其二，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提供思想武器。其三，它为新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研究和开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实践论》说明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历代哲学家都使用知行范畴来讨论认识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认识论体系。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先后主张知先行后的唯心论，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提出“人之能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行为后”，主张用直观、玄想以致知行理。与此相反，墨子、荀子、王夫之等人主张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墨子认为“是与天下之所以察之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荀子认为“知之不假设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王夫之认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判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唯心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地说明了知和行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