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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的人生轨迹 虽然《岳阳楼史》共466字，但没有一方使用。为什么？这必须从作者的生活经历中找到答案。 公元989年, 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 两岁丧父, 尔后随母下堂, 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当继子, 改名朱说。因之家境贫寒, 攻读之路分外艰辛, 这让他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1015年, 时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 迎来了他人生的大转折, 从此, 开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 迎母归养。29岁恢复范姓, 改名仲淹。” 尽管他文韬武略样样超群, 担任过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宣抚史、安抚史、参知政事等高官, 甚至还立有赫赫战功, 但每个岗位都呆不长。这种官场上的频繁“轮岗”, 并非他见异思迁, 实乃不容于权贵利益集团。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 四起四落, 数度遭贬, 大部分时间都“处江湖之远”, 被弄去搞基本建设去了。说来简直难以置信, 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陈州、睦州等十数个基层“锻炼”过。他的这些跌跌撞撞、载沉载浮, 当然与真宗、仁宗父子对他的政治信任度有关。因为“忠”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务, 是他们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 也是加官之本、晋爵之基、富贵之源。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 这点他还是清楚的。可惜的是, 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 他的忠诚度不怎么高, 所以他还得不停地努力,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表忠心、献忠心。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 范仲淹迎来了撰写《岳阳楼记》的非常时刻。 那是庆历六年的事, 当时他正被贬在邓州任职, 那是他的第四次被贬。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 还经得住几次折腾?天晓得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次“作文”能不能算是一个机会?能不能争取成为一个机会呢? 谁都清楚, 《岳阳楼记》不仅是写给天下人看的, 更是写给宋仁宗看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饱经沧桑、心底凄凉的他, 没准已是老泪纵横了!一个落难的“问题官员”, 下笔之前一定慎之又慎, 颇为踌躇:滕子京不远千里派人送来画图, 希望他“记”些什么呢?他又能“记”些什么呢?范仲淹自己希望通过“作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 尤其给赵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也许需要从头说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 他的官场好友, 可滕子京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因为如此, 才“谪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负案, 范仲淹显然心中无底, 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 又闹出一个“挪用公款案”的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 冒冒失失去“记”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 那该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岁的毛孩子, 不可能感情用事, 更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因此, 滕子京的“画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 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 他也别无选择, 恕不着墨了。 这就是说,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原因”, 头一条便是规避政治风险。 其次, 仅有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不够, 容易给人造成一个敬而远之的消极印象, 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 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 如何归置, 如何附丽, 技巧上难不倒他。可以说, 范仲淹甚至比谁都清楚, 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 另辟蹊径, 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 写景抒情, 借题发挥, 比单纯“记”楼更要事半功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楼记”洋洋洒洒, 一气呵成,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 他这种一忧再忧的心声, 朴实而深沉, 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 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 也没有一丁点的阿谀之嫌, 使人感觉完全是发自肺腑, 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 不曾露出刻意所为的任何痕迹。而且, 思想和艺术二者高度统一, 完美结合。如此, 非但辞章出新出彩, 展示了非凡才华, 更是极其巧妙地表达了忠于朝廷的心曲, 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 也牵涉不到他头上。 第三, 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 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 滕子京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 他又“痛饮一场, 凭栏大恸十数声”。很显然, 滕子京既没有做到“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更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一种境界, 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没有面子, 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 吾谁与归?”不需要复杂的铺陈, 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 干净利落。如果加以解读, 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 起到世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 同时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 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批评, 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 要他低调做官、为人的意思在内。 说到这里, 有必要顺便提一句, 有人说《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