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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青年日》 《云居定成斋志》从光绪八年（1882年）到光绪十一年（1917年），历时36年。由于各种原因，每年都没有记录。虽然失去了多年的日记，但作者撰写了《崇陵传信志》。光绪王朝的历史事件很多，这也被纳入日记。不幸的是，它被留下了错误的回忆。《日记》以描述日常生活为主, 但是读来却并不使人感到厌倦, 因为作者行文平实、生动, 使人如身临其境。窥一斑而知全豹, 由《日记》我们可以透视出晚清官员及士大夫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 《日记》对于重大事件不仅记载颇详, 而且作者对于如此诸多之事件多有评析,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恽毓鼎乃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 始终保持着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忧国忧民”这四个字加之于其身是恰如其分的。当然, 他身为清廷官员, 所忧的“国”更多指的是大清朝廷。 他的忧国情怀早在未入仕之前即已有所体现,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载:“阅申报, 法国大兴师攻越南, 有灭此朝食之势。然越南为广西藩蔽, 使法国并而有之, 非中国之利也。”3恽毓鼎爱国情怀的流露常出自不经意间, 并非刻意为之, 他甚至在梦中亦曾流露出此种情怀, 《日记》中称其曾“夜梦疆事溃败, 洋人已入京城, 洋兵三五成群布满街市, 子渊以书来商去就, 余拈笔大书‘国事如此, 有死而已’八字答之”。117-118忧国之心至此, 实在令人感慨, 或许身处乱世中的他对庚子年 (八国联军侵华) 之事已有预感, 真可谓一梦成谶矣! 恽毓鼎对于时局的关注可谓广泛, 当时的大事小情, 只要是其亲眼所见或是亲耳所闻, 他都要在日记中记上一笔, 或抒发情感、或阐释看法, 诸如此类评论虽常有精彩之处, 但终究较为零碎, 缺乏系统性。 大体而言, 在《日记》中, 作者对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做了大量的描述及评论。当然在其中, 作者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情感好恶, 这也正是时代局限性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 一 普及中朝的各进路 在光绪二十四年的日记中, 作者充分表明了他对于变法维新的态度: “两日暇辄阅《朱子语类·治道门》, 大儒议论准情酌理, 不激不随, 断非寻常所及。世之附和新学者, 竟有妄诋之辞, 真聋瞽丧心者也。遇此辈狂论, 不直与校真, 用孟子之法以妄人待之而已。”161在此段评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维新派否定传统儒学经典的举措有所抵触, 这也间接反映了变法者求治太急, 导致其对立面过多的后果。 “归路复访夏闰枝, 阅所录《日本学校考》 (从黄遵宪《日本国志》中录出) , 其培养人才有足取者。因思西国政治往往暗与古合, 参取所长, 以辅吾之不及, 亦礼失求野之意。乃迂拘者既摈斥不谈, 趋时者复事事推崇, 举而加诸吾中国之上, 欲尽弃所学而学焉, 皆不得其平也。”162恽氏并不反对学习泰西诸国的先进之处, 但他认为此种学习应“参取所长, 以辅吾之不及”, 并尤其反对“趋时者复事事推崇, 举而加诸吾中国之上, 欲尽弃所学而学焉”, 以上为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所载的内容, 在两日后的日记中又写道:“闻总署日前与日本使臣会晤, 谈及变法, 日使谓自来治国之道, 断无全舍自己而专学他人者, 欲求自强, 仍须从自己做起, 闻者愧之。”163话语之中, 可充分看出作者对于维新派的部分激进思想并不赞成。当然, 对于维新变法, 恽毓鼎也并不是只有恶感而毫无赞赏之意。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归寓看《朱子语类·法制门》, 于当代掌故考究煞是精详, 兼能深体立法之意。其于介甫、蔡京变法得处, 亦不埋没。真可谓恶而知其美矣。”通过对宋代变法的正面评价来间接表示自己对维新变法的立场, 恽氏的用心可谓良苦。 综上可以看出恽毓鼎对于维新变法一分为二的态度, 即:一方面并不全盘否定变法;另一方面则对维新派的激进思想持保留态度。 《恽毓鼎澄斋日记》不是一部简单的著作, 它更是一个史料的宝库,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传统史籍中没有明载过的珍贵史料, 例如在戊戌年八月初六、初七、初八日的日记中, 恽毓鼎以相当篇幅记述了戊戌政变最紧张的几天中朝局的突变以及其自身的应对状况。其内容为: “初六日……皇太后仍训政, 初八日御勤政殿受礼。朝局大变。” “初七日, 缇骑逮侍郎张荫桓, 侍读学士徐致靖, 御史杨深秀, 参新政四章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 举人梁启超。梁已逸去。人心汹汹, 莫敢自保。余病莫能兴, 且自问坦然, 此心不动, 唯惊心实事, 系恋圣躬忧危竟夕。” “初八日, 晴。皇上祭夕月坛, 应毓鼎侍班, 请黄慎丈代往。昨晚服药, 天明热竟退, 稍能进饮食。”169 由以上可以看出戊戌政变对于作者所带来的冲击可谓非同小可, 作者“恰”于此时得病, 恐不为无因, 虽其“自问坦然, 此心不动”, 然恐其内心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