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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图》看唐代日本的文化交流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交流与传播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曾对中日两国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是人员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因此, 这种交流历史悠久。早在3世纪之时, 中国文献已传入日本, 在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纪》之“应神天皇”中记载有百济国和迩古师贡上《论语》等文献之事, 并且主要是通过秦汉之际迁徙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 一、 中日文化交流上的差异 汉籍东传日本, 据史料记载, 在日本应神天皇时代 (270-310年) , 先是百济的阿直岐来到日本担任皇子菟道雅郎子的教师, 后来王仁来到日本献出《论语》10卷, 《千字文》1卷。从此日本开始接触汉字并逐渐应用汉字, 这是日本使用汉字的发端(P32)。后来日本派去“遣隋使”, 为中日之间文化的交流拉开了规模化的序幕。日本的“遣唐使”始于630年, 止于894年, 共派遣19次, 而实际到达的只有13次, 每次使团人数不一, 少则200人, 多达600多人, 他们同中国渡海赴日的唐人在两国之间频繁往返, 共同承担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编于公元9世纪的《本朝见在书目录》 (后称《日本国见在书目》) 全面记载了当时保存于政府机构, 如大学寮、图书寮、弘文院、校书殿、太政官文殿以及天皇私人藏书处的文献, 其体例编制基本按《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并做为校勘的参考。它是一种登记性目录, 收藏全日本的典籍达1500余部, 共有17000多卷, 除少量日籍外, 绝大多数为汉籍。其中经部“小学类”著录158种613卷, 书籍种类之多和收罗之广是令人十分惊奇的。文字音韵类等书籍是当时各阶层的寻访对象和收藏重点, 如文字、音韵方面的《文字苑》10卷, 《古今文字苑钞》1卷, 《古今字》1卷, 《古今杂字书》1卷, 《古今五十四种书体样》1卷, 《集字》20卷, 《四声韵音》1卷等。如《切韵》有陆法言、王仁煦、释弘滨、麻杲、长孙纳、祝尚丘、王在艺、陈道固、沙门清澈、卢自始等16种。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尤其是文字类图书在日本文字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影响。10世纪至16世纪, 中日之间由于商船往来, 长期成为僧侣互访的海上通道, 使汉籍仍得以源源不断地东传日本, 从而促进了汉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先后出现了佛教文化和五山汉文学的繁荣。在德川幕府执政的二百多年间, 日本主要是通过输入的汉籍与翻刻的汉籍来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学术。当时日本的官学与私塾都设有储存图书的文库, 汉籍由此愈益丰富, 汉文化在日本广为普及, 江户时代的汉学 (儒学) 和汉文学曾出现过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 日本书《遍照发挥性灵集》 《日本国见在书目》中的“小学类”中就收集了当时中国书法家的真迹。这是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初始影响。随着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 为数相当可观的经卷和佛像亦同时传入, 通过这些经卷, 汉字的意思和书写技巧便为日本土著居民初步掌握。由于大量写经的需要促进了书写技术的提高。在7世纪初, 又由中国传去了纸和墨的制法, 为日后日本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7-8世纪出现的“日本三古碑”在日本书法史上颇负盛名。这是日本书道的摇篮时期, 日本僧人空海 (774-835年, 今日本香川县多度郡生人) 入唐后, 从王羲之书法入手, 兼采众家之长, 熔于一炉。空海回国后携有《飞白书》1卷、《德宗皇帝真迹》1卷、《欧阳询真迹》1卷、李邕真迹《屏风书》1卷、《梁武帝草书评》1卷、《王右军兰亭碑》1卷等。他所撰述的《遍照发挥性灵集》, 体现了他在书论方面的丰硕成果, 被日本嵯峨天皇高度评价:“世上草书谁为圣, 天纵不谢张伯英”, “绝妙艺能不可测, 二王殁后此僧生”(P104)。空海与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并称为日本书法史上的“三笔”。及至北宋时, 成寻在洛阳时, 曾拿出庆耀的梵字《不动》、梵字《文殊真言》1卷、《尊胜真言》1卷向别人夸扬他书法的端丽(P108)。《皇朝类苑》第43卷中谈到日本人多习王羲之书, 寂照颇得其书法之真传。日本国王之弟野人若愚、左大臣藤原道长、治部卿源从英三人曾寄信给寂昭, 并评论说:“凡三书皆二王之迹, 而野人若愚章章特妙, 中土能书亦鲜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日本的书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并逐渐发展成了一门艺术。 随着中国佛教典籍输入日本, 日本的刻版事业日渐复苏。自从神护景云四年 (770年) , 为装入百万塔中的《无土后净光陀罗尼》刻版以来, 直到平安朝中叶约270-280年之间, 日本的刻版事业完全处于中断状态, 没有任何可供考证的文献和遗物。日本僧侣奝然从中国带回《大藏经》以后, 京都贵族之间为了供养天台经典, 需要刻版印经, 例如:一条天皇宽弘六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