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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治法治并重传统中汲取治理智慧 道德与法律是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主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 具有不同的理论表达，对这两种手段的运用方式也各有侧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 中，德治法治并重逐渐形成传统，强调“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彰显出独具 特色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当前，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需要一手抓 法治、一手抓德治，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共同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 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德治法治并重是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 “德”字始见于甲骨文，字形右边从直，左边从彳（或行）。对此，曾有学者解释 为以“目” （眼睛）指引正道。“德”也与“得”相通，表示遵行正道才能达到目的，有 “德”才会有所“得”。关于“法”，《史记》记载了传统社会早期的法：“维昔黄帝，法 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这种“法度”，在早期表现为“礼”“令”“刑”等。“礼” 起源于沟通天人的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乃至一国的行为规范。 德与礼互为表里，德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德的规范性表达。“令”是王向臣民发 布的政令，有“誓”“训”“诰”等形式。“刑”起源于对外征伐，后来转变为惩治内部犯 罪的刑事规范。 德治是对儒家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的一种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家思想， 强调通过严明法令来维护君主统治和社会秩序。《韩非子》说：“故以法治国，举 措而已矣。”许多学者认为，“商周之变”与“秦汉更替”的治理思想变化，对古代中 国德治法治并重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商周之变”是德法关系的一次大变革。“商周之变”颠覆了以往“祖先即为天神”的天 命观，把天塑造为具有道德人格的主体，确立了天命靡常、与天同心才能以德配 天的观念。以德配天要求从内心检视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欲望，从而符合天 道的要求。这就使得“礼”这一德的规范化形式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商朝假借天命的刑罚观念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为西周提出“明德慎罚”打下了思想 基础。以德节制罚、以德引导政令的治理理念逐步形成。 “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 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思想更迭， 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在治理 实践中日益表现出积极效能并不断发展。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 政教之用”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古代中国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具有鲜明特征。为政以德关乎能否服众，一旦失德， 就是有违天命，政令、刑罚就会失去正当性。德治法治并重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 值取向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即以价值共识、道德教化、礼制规范以及一定的国家 强制，实现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善治秩序。刑罚也是一种维系秩序的重要 手段，但在传统价值取向上只是为了“济德礼之穷”，不可以滥用。德治与法治相 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德治注重自我修养，希望人们自觉 遵守礼制。不过，如果没有政令、法律的保障，德治也难以落到实处。政令、法 律因其强制力而有效，但是单纯以强制力服人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德治以价值 认同来凝聚共识、感染人心，法治以强制规范整饬秩序、纠正违失，两者相互支 撑才能形成同心同德、安分守法的善治局面。 德治与法治在规范与实施体系上相互融通 礼法结合、德法共治是中华传统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德治法治并重的重要思想， 在规范体系和实施体系上都得到充分体现。 德治与法治各有其“典”“则”。《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 典有则，贻厥子孙。”“有典有则”为后世所延续。“典”是指礼法体系的基本经典、 基本法则，确定国家治理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规范。“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 规定行为准则、政务标准等。德治之“典”，主要是官方倡导学习的一系列儒家经 典。这些既是阐释德治义理的经典，包含大量关于礼的基本规则，也为其他社会 规范形式提供基本价值原则。德治之“则”，散见于各种礼仪礼制、乡规民约、风 俗习惯、家法族规、行业性规则之中。法治之“典”向上可以追溯到禹刑、汤刑、 吕刑等古代刑书汇编。秦汉时期，律的形式日臻完备。唐朝不仅有以刑事法律为 主体的唐律，还有法律典则的汇编《唐六典》，法律形式十分丰富。明清两代在 律之外制定了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法治”之“则”，表现为各种政令、条例、事例 和司法成